中評社香港7月8日電／7月7日，江蘇省在無錫召開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會議，省委書記李源潮在會上指出，要以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整治太湖污染，一些成為污染源的工廠必須關閉，一些高污染的產業必須淘汰，一些富營養化的養殖必須壓縮，這是我們向大自然還賬，這個代價必須花，這個決心必須下，這個共識必須形成。
新京報今日發表社論指出，這樣的決心，從一位省委書記的口中說出來，可能還是第一次。這是對一方百姓的承諾，若能有效兌現，必將對其他地方起到表率作用。今夏太湖、滇池、巢湖相繼暴發藍藻，江蘇沭陽縣發生20萬人斷水40個小時的自來水污染事件，意味著我國步入水污染密集暴發期。這時，迫切需要更多的官員，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讓山清水綠，百姓宜居。
社論指出，然而，十多年來環境保護的事實表明，環境保護的最大阻力，往往來自地方政府和官員。一個典型例子是：在本次國家環保總局的“最後一招”流域限批中，安徽蚌埠村民對地方失去信心，跪求環保總局治污。然而，環保總局檢查組在銅陵市經濟開發區的金威銅業檢查時居然遭拒。日前，在全國政協常委會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清泰就指出，面對環境壓力多數地方我行我素，“十五”期間諸多重要指標未達標。
我國環境的觀念啟蒙時代已經結束，現在正進入利益博弈階段。因此，當務之急是要將環境指標納入官員考核制度，以此改變官員的觀念和行為。而要想遏制污染惡化勢頭，首先要建立環境問責制度，一定要追究政府相關人員的環境責任，特別是地、市以上負責人的責任。同時實行環境責任跟蹤制度，尤其是對近些年來，地方政府官員在當任時所造成的環境責任仍應受到跟蹤追究。在這些方面，省一級黨政官員尤其要下定決心，和中央及人民的訴求保持一致。
其次，用更科學合理的綠色GDP，作為衡量和評價地方官員的政績尺規，要加大力度。過去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觀，往往以單純的GDP增長為衡量標準；與此同時，我國長期形成的無償或廉價的環境使用制度，導致發展過程中造成的環境污染成本被外部化，環境的真實成本被湮沒。
社論認為，這種外部性難以通過市場機制矯正，必須借助於綠色GDP強有力的約束機制加以干預和糾正。對跨流域、跨省區的環境問題，綠色GDP的評價權宜掌握在中央一級。綠色GDP不僅應成為考核官員的政績尺度，而且應通過立法，成為衡量企業污染成本、確定其環保責任的重要尺度，以此強化企業的環保責任。
鑒於許多環境因素很難納入貨幣核算，國外發明出一種可稱為公眾評估的辦法。圍繞這些公共項目，允許相關專業部門與較獨立的專家機構，在較大範圍內進行公眾諮詢與調查，將支持和反對意見都寫清楚，最後請公眾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做出選擇。公眾是環境最大的利益相關者，環境對他們來說不是高尚的理念和話語，而是他們的財產、健康和子孫後代。如今，我國民眾越來越重視自己的生存環境，對政府的有關決策和行為越來越有監督意識，這樣的例子很多。倒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員的施政思維，與中央的要求、人民的需要有不小的距離。因此，借鑒公眾評價制度，對改變地方政府官員觀念和行為，會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