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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交所交易大廳。 |
“港股直通車”不僅僅是給國人增加了一個投資渠道，也不僅僅是給日益增大的外匯找到了一個出路，而是給中國證券監管機構以及兩家交易所增加了新的競爭對手
港股：“直通車”生了個“過山車”
香港的股市最近坐了次過山車。上月，因受美國次級債引發的全球性股災影響，港股連連走低，8月17日，恒生指數一度跌破20000點整數關，並下探19386點，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黑色星期五”。
就在市場哀鴻遍野之際，“解放軍”來了。8月20日，星期一，中國方面宣佈內地公民將獲准投資港股。其後，港股扶搖直上，連創歷史新高，9月25日，恒指已經上摸26667點，在一個月的時間裏，竟然大漲了近四成。這一波“港股直通車行情”已經讓港股的投資者總共獲益超過5萬億港幣。現在，港股總市值已超過19萬億，這個數字大致等於上海和深圳兩個交易所市值之和。
香港彈丸之地，其股票市場如此規模，乃是賴內地企業紛紛赴港上市。按照港交所主席夏佳理的介紹，內地企業已經占港股市值的55％，交易量的70％。
如果“港股直通車”得以實現，擺在我們面前的將是這樣一個奇妙的場景：內地的企業繞了一個大圈子到香港上市，換回來一大堆外匯，這些外匯會變成央行的外匯儲備，相應數量的人民幣流向市場；與此同時，內地的投資者把自己的人民幣換成外匯，繞了一個大圈子，去香港買股票。
不需要任何思考，一個直觀判斷是，一定是哪里出問題了。
昂貴的“制度”
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
是不該允許內地人投資港股嗎？如一些人所強調的，“港股直通車”事涉資本項目放開，搞不好，要重蹈當年東南亞諸國之轍，弄出個金融危機什麼的。
或者乾脆不讓內地企業去香港上市？中國企業赴境外上市，扛回來一大堆外匯，這個夠讓央行頭疼的。如果是國有企業呢，還有人會替你算賬，你的發行價定低了多少多少。如果是在境內，反正是“楚弓楚得”，也沒多大問題，到了境外，就免不了被罵得很難聽。既然這麼多的麻煩，為什麼還要讓內地企業不斷赴境外上市呢？
限制這個，堵住那個，也許管得了一時，但終究不是個長遠的法子。
我們不妨問一問，那麼多企業、那麼多投資者願意冒著如此多的麻煩和不方便，遠赴境外，到底是為什麼？
在內地，我們的投資人要支付極為昂貴(如果不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最為昂貴的話)的交易稅和傭金，而得到的卻是黑幕重重、投資者權益無法有效保障的服務。
——就在不久前，一位朋友向我抱怨，他持有少量的哈藥集團，該公司竟然以208萬元的價格，向大股東的關聯企業出售年銷售額上億元的哈藥四廠，對，就是那個請了個老外，到處大著舌頭喊“一二三四、胃必治”的哈藥四廠。“現在的200萬，也就夠在北京買一套房子吧？”那位朋友說，“隨便拉個大一點的散戶，都能把它盤下來。”問題是，這樣的事情竟然會不斷出現，而且，在出現了此種怪事之後，投資人基本沒什麼辦法。
在內地，我們的企業想上市，要面臨一個漫長的排隊，甚至還會被“潛規則”一下，當然了，還會面臨所有制的歧視。——幾年前，曾有記者詢問聯想集團的一位高層，為什麼聯想要遠赴香港而不是在內地上市呢？得到的是一個氣鼓鼓的回答：你去問×××。這個×××是當年證監會的負責人。連聯想都在內地股票市場上不了，遑論其他公司。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對“問題到底出在哪里”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回答：問題不是出在投資者身上，也不是出在上市公司身上，而是出在我們股票交易制度上。為了獲得一個更為公正、更有效率的交易制度，國人願意支付數以萬億元計的成本，考慮到整個中國人的存款也不過17萬億，數萬億的成本支出，實在不是個小數目。
制度的“達爾文式生存競爭”
中國不是沒有探究過使用更小的成本，以建立一個好的資本市場的途徑。
我們先是請了曾任過香港證監會主席的梁定邦當“首席顧問”，成本是年薪一元。(當然，這是應梁本人的要求，他只要個象徵性的薪水。)後來，更是破了天荒，請港人史美倫出任證監會副主席，並開出了年薪500萬的天價(當然，據說，史只是拿了這筆錢中相當於其他副部級官員的收入，並把剩餘的錢用來設立培訓基金，培訓證監會官員以及財經記者。)這500萬聽起來是個大數目，但是，對於動輒以萬億元說話的股票市場來說，簡直是毛毛雨。
請海外人當顧問也好，請他們直接操刀任證監會高官也好，都不失是一個引進先進股票交易制度的好思路。他們的到來，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扳正了中國資本市場的軌道。比如，“股權分置改革”就被廣泛認為是史美倫的一個功績。
記得七八年前採訪梁定邦時，他強調，要把股票市場做好，最關鍵的還是監管部門要把自己的位置擺正。比如，別老盯著指數高了低了，這個要交給市場自身；別自己去審哪個公司該上市，這個中介機構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另外，相關的司法一定要有效率，哪個公司蒙投資者了，投資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證監會，而是法院，法院會讓受到損失的人得到合理的補償，並讓騙人者得到嚴厲的懲罰。這些觀點在當時聽起來，確實讓人耳目一新。
遺憾的是，雖然我們的股票制度已經有一些改善，但還是問題重重。到今天，中國的股票市場還是一個投資人利益無法得到充分有效保護的市場，還是一個資本配置低效率、高成本的市場；而另一方面，國人的投資意識噴薄而出，“負利率”更是火上澆油，最近更是以日均100億元的水平湧入股票市場。企業方面，由於經濟形勢出乎意料地好，投資的需求也在不斷膨脹。這些都在說，我們的股票市場大大落後於投資人的需求，也大大地落後於企業的需求。
在這個時候，擁有先進制度的香港股票市場就顯得彌足可貴。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港股直通車”不僅僅是給國人增加了一個投資渠道，也不僅僅是給日益增大的外匯找到了一個出路，而是給中國證券監管機構以及兩家交易所增加了新的競爭對手。投資者也好，企業也好，他們的後備選擇項都增加了。在投資人和上市公司“用腳投票”的過程中，制度優劣的比較也完成了，而但凡要想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一定要學習先進的制度安排。這個制度的“達爾文式生存競爭”將淘汰落後的制度，而把最優秀的制度安排保留下來。
先進的“制度”擋了誰的路
這裏說的制度泛指社會資源的組織形式。打個比方，制度就像DNA，社會資源就像蛋白質。同樣的蛋白質，在不同的DNA安排下，有的最後組合成了獅子，有的則最後組合成了羊。哪個組合是最好的組合呢？這個由“生存競爭”來回答。最後一定是優秀的DNA勝過了其他DNA而得以生存下來。
制度有很多層次，憲法和法律是制度，“新教倫理”是制度，把餐廳弄得乾乾淨淨的、能在裏面辦生日派對(如麥當勞那樣)，這也是一種制度。事實上，我們以前的餐廳多不太乾淨，自從麥當勞等快餐引進了之後，本土的餐廳開始紛紛仿效。不光是餐廳，從銀行到大賣場，從一個一個名叫“花園”的新式城市小區到企業內部的管理模式，我們都在仿效先進的模式、先進的制度。
經濟發展中有種叫“後發優勢”的理論，說的其實就是後來者不必經過一個痛苦的制度摸索過程，而是可以徑直地把最先進的制度拿過來用，所以其發展要比最先發展的國家和地區來得快。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都證實了這一點。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但是，先進的制度、優秀的制度並不是天然地會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生根發芽。
總是有一些個人或者團體，基於自己的利益，選擇對自己更為有利的制度，而不是最為優秀的制度——那意味著對整個社會最為有利，但，並不一定對社會中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團體都最為有利。
而當這些個人或團體的力量足夠大，掌握了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的“話語權”的時候，則先進的制度也會給落後的制度讓路。即使社會的各個階層都非常清楚，到底該怎麼走。
我們還是回到中國的股票市場上，問題的盤根錯節遠非請個“首席顧問”、請個港人當副主席就能解決。
如果自己慢慢地改還改不過來，那麼引進新的選擇機會，改變現有競爭格局，以此來增加改革的動力，這已經被以往的改革證明是非常有效的。而“港股直通車”將把我們引向這條道路，雖然那是一條異常昂貴的路，但是，我們也要走下去。（來源: 南方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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