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4日電／人民日報今日刊發阿沛.阿旺晉美的署名文章《牢記歷史把握未來》。阿沛‧阿旺晉美是舊西藏的貴族官員，現在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這位已經98歲的老人在文中表示，他希望達賴喇嘛徹底放棄“西藏獨立”，回到愛國立場上來。
全文如下：
今年是西藏進行民主改革50周年。前不久，西藏自治區九屆二次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將每年的3月28日定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影響深遠，意義重大。50年多來，我不僅親眼目睹和經歷了維繫千餘年的封建農奴制的最後階段和它的消亡過程，而且作為舊西藏上層階級中的一分子同其他上層愛國人士一道，共同投身到這場偉大的革命中。在周總理簽署的1959年3月28日國務院令中，我被任命為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撫今追昔，西藏所經歷的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不僅使西藏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也為西藏的未來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藏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優秀成員，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創造了古代燦爛的文化，特別它是藏傳佛教的誕生地。我出生在1910年，對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舊西藏十分了解。那個時候的西藏是一個長期處於政教合一、僧俗和貴族專政的黑暗、落後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生產力極端低下，物質極其匱乏，就連簡單的火柴都製造不了。占人口不到5％的官府、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等農奴主占有西藏幾乎全部耕地、牧場和絕大部分牲畜。占西藏人口的95％的農奴人身權被農奴主占有，農奴主把農奴當作私有財產隨意支配，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農奴承擔著沉重的地租、上百個稅種和烏拉差役，生活極端貧困。極其落後的封建農奴制度，不僅使廣大農奴備受政治壓迫和階級剝削，而且使西藏的生產力受到嚴重束縛，經濟和社會長期處於停滯狀態。落後的生產力和與世隔絕的地理環境，使整個西藏社會處於相當封閉保守的狀態。比如，當時整個社會對發生了日本侵略中國、進行八年抗日這樣的大事，不要說普通百姓，就連上層階層中也只有少數人知曉。在這樣的情況下，進步思想很少進入到西藏內部，整個社會日趨衰敗。那個時候，我和一些上層開明人士都認為照這樣子下去，用不了多久，農奴死光了，貴族也活不成，整個社會就得毀滅。
現在回過頭來看，西藏的和平解放，使西藏人民擺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回到了祖國大家庭溫暖的懷抱，實現了包括藏族在內的中華民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大團結，使西藏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折。西藏的民主改革，則摧毀了“三大領主”的統治勢力和封建農奴制度的社會基礎，廢除了“三大領主”對廣大農牧民的人身占有和經濟剝削。民主改革不僅解放了農奴，解放了生產力，同時也拯救了整個西藏，為西藏打開了一扇通向新時代、新社會的大門，是西藏從衰敗沒落走向興旺發達的一次根本性的社會變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在我看來，西藏民主改革的順利推進，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實行了一系列符合西藏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和路線。首先，中央考慮到西藏歷史和現實的特殊情況，對西藏社會制度的改革採取了“慎重穩進”的方針。《十七條協議》中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辦法解決之”。一直到1956年，西藏的民主改革才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但考慮各方條件不成熟，中央又提出了“六年不改”的方針，等待西藏上層覺悟。中央人民政府這種十分慎重的態度和極為寬容的政策，最終為實施民主改革贏得了最廣泛的人心。但是，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錯誤地估計了形勢，為了維護政教合一的統治和封建農奴制度，在國外分裂勢力的操縱和支持下，公然撕毀了《十七條協議》，悍然全面發動了反革命武裝叛亂，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流亡到了印度。他們的這一拙劣行徑，不但沒有能阻止民主改革，保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統治，實現“西藏獨立”的夢想，相反卻激起了西藏廣大僧俗群眾和上層愛國人士盡快平息叛亂，實行民主改革的強烈要求，加速了民主改革的進程。
其次，認真貫徹了一切從西藏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在民主改革中，中央堅持和平改革的方針和區別對待的政策，把自上而下的民主協商和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結合起來，對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生產資料實行沒收政策，分配給農奴和奴隸；對未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的生產資料實行贖買政策，即由國家按合理價格把生產資料買過來分給農奴和奴隸。同時，解放家奴，廢除人身依附。在牧區，對參加叛亂牧主的牲畜，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歸放牧的牧民所有；對未參加叛亂的牧主的牲畜，仍歸牧主所有，但減少牧主的剝削，增加牧民的收入。對寺廟的民主改革實行政教分離原則，一方面廢除寺廟的封建特權和封建剝削壓迫制度，一方面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中央的這一系列正確政策，得到廣大僧俗群眾和愛國人士的熱烈擁護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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