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8日電／人民網發表評論說，進入21世紀，內地的近代史學家在“實事求是”的思路下，進一步擺脫了孫中山研究中的教條主義和意識形態色彩，學術化研究興起。改革開放後的30年來，兩岸在對孫中山的看法上已越來越接近。文章如下：
20世紀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都重視運用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資源為各自的政治目標服務。
國民黨沒有大牌理論家
孫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國民黨方面就以戴季陶為代表，選擇性地運用孫的思想資源，建構具有強烈排他色彩的孫中山思想的解釋體系。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孫中山被置放在“國父”的崇高位置，當局明令各機關、學校懸掛“總理遺像”，進行“三民主義教育”。
但在大陸時代，國民黨對孫中山的解釋是粗糙、教條、僵硬的。蔣介石雖然知道宣傳的重要，也組織了一些活動，但是他所面臨的內外環境都以武力對抗為基本特征，故國民黨的一切政治計劃和安排都以軍事為中心，始終沒能建立起有關孫中山和三民主義的強大叙述和解釋系統。國民黨重視宣傳，但不善於搞宣傳，例如：雖然建立起頌讀“總理遺囑”的“總理紀念周”制度，但基本屬於官樣文章。
國民黨在大陸時代，除了戴季陶、葉青等，沒有大牌的理論家，也沒有“理論隊伍”，更沒有從上到下的宣傳或理論“寫作班子”。1930年代國民黨元老一級的理論家，如胡漢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論，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現實重大問題的理論創新能力。年輕一代也沒有這種能力。南京的“中山編譯館”雖然出版了不少“總理遺教”、三民主義一類的讀本，但對青年人影響很小。
真正知道孫中山巨大價值的是毛澤東和陳伯達
中共則以意識形態起家。20世紀20~30年代，在中共黨內，“當家的”多是理論家，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張聞天等，個個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國共合作建立後，中共的一些理論家就開始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解釋。例如，把孫先生晚年的“容共”定義為“聯共”，就有力地推動了兩黨的合作和北伐的進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