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5月18日電／前海基會秘書長、法學教授陳長文今天投書中國時報，披露自已罹癌，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約半年前，筆者因激烈的網球運動而有血尿的症狀，當時認為可能是運動造成的。最近，在網球運動後再度發生血尿症狀，才警覺到必須做仔細檢查。透過超音波檢查，發現膀胱有一個約○．七公分的腫瘤！在進行進一步檢查後，醫院即刻進行膀胱鏡手術，將腫瘤摘除送驗。
據切片報告：壞消息是，自膀胱取出檢體是惡性腫瘤（癌細胞）；好消息是，取出檢體應是位於膀胱唯一腫瘤，而取出腫瘤僅附著於膀胱表層，此外，腫瘤本質上屬低惡度的。但即便膀胱表層癌細胞已取出，亦無侵入肌肉證明，但為求謹慎，我仍須接受六次的BCG （卡介苗）灌注膀胱內治療，用以啟動自身免疫反應吞噬萬一仍然殘留的癌細胞。
這段短短的兩星期內時間，我同時歷經了驚慌與不安，從得知症狀到確定病情，這中間情緒起伏感觸甚多。我想把這一段時間的心情感想，與大家分享。
“癌症”大概是最會讓人們想到死亡天使的詞彙吧。雖然癌症有輕重之分，初期的癌症，療癒的機會很大。但對罹癌者來說，在心情上，“癌”與“死”兩者，似乎仍有根深柢固的連結。對我來說也不例外，我反覆的從最壞的狀況想到最好的狀況，再從最好的狀況又回頭想到最壞的狀況。
有些事情因為罹癌變得更清楚，會更深一層地去思考，對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特別是，如果我的人生真的進入了“倒數階段”。但也有一些事情，並不會因為得了癌症而變得清楚。就如同我一開始知道可能罹癌，而情況並不確定的時候，即便我仍習慣性地、至少在表面上維持冷靜的一面，但在心中，仍會有很多不安，反覆地、時有時無地浮起。這讓我體會到很多的“脆弱”，面對死亡天使，不只人的身體是脆弱的，人的精神與意志，也常常是脆弱的。
比方說，在病情確定後，我開始執筆這篇文章，我甚至在想，醫生說，我的癌症是介於○到一期之間，治癒的機會不錯，因為心情稍安，所以我又繼續撰擬這專欄和關心其它的事；但如果醫生告訴我的是我的癌症已是末期，我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那時，我還會不會繼續寫這篇文章和關心其它的事呢？我也沒有把握。
而我也會想到，雖然經濟學家克魯曼讚美台灣健保全球第一，但我們不能因此自滿，在這次經驗中，我感受到我們預防醫學網絡仍有不足之處。診療過程，我才瞭解一般健保給付的中老人健檢，居然不包括超音波檢查。而超音波比較容易看到健康問題，以筆者為例，能及早發現腫瘤即是透過超音波。這部分費用並不高，但主管公共衛生的“衛生署”，顯然沒有通盤規劃，並沒有把“預防重於治療”的概念落實，特別是老人社會已經來臨的世代。
而健保不給付、或給付範圍不足當然又與資源分配有關。這又不禁讓我再度感慨政府花七百五十億買阿帕契攻擊直昇機，又要再花七百億買黑鷹直升機的荒謬。那些天價經費的零頭，就可以用來提供中老年人腹部超音波健檢經費，可以讓許多罹患胸、腹癌的人早點發現，而不致因延誤治療而斷送了健康、更不論可觀醫療資源的耗費了。
我接著想到，這些年來自己關心的公共議題，有些好像引起了一些共鳴，看到了政務官的擔當，也因此看到了改變，使得一些在不公義制度下的弱勢者，有機會得到較多的照顧；但也有很多事仍如馬耳東風，還是有冷漠的政務官對社會弱勢者的權益敷衍無視，以好官我自為之的傲慢，坐視不公義的事情在社會上繼續戕害弱勢者的權益。“國防部”對無益卻是天價軍購的一意孤行便是典型的例子。
如果我走上了人生的最後階段，我是不是還要、或還能繼續對這些公共議題“關心”下去呢？又如果把情境轉換移植到政府首長身上，若是他們進到人生最後階段，他們會因此更看清肩膀上的責任？還是更冷漠無情呢？
最後，令筆者感動深切的是，罹病後，醫生、朋友、家人捎來了關心和祝福。對這些祝福，我能回報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健康，定期作健康檢查，並且改善不規律生活作息與不健康的習慣（例如：抽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