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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共握手：建立政治互信是關鍵。 |
中評社／題：加強兩岸政治互信ABC 作者：劉國深（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博導
“加強政治互信”就是雙方在既有的互信基礎上，繼續擴大兩岸領土和主權一體性的認知交集，默認或接受“一個中國境內兩個競爭中國代表權的政權差序並存”的現實。同時在政策上採取互助和互利的行動，增強兩岸人民的利益聯結和命運共同體的意識，為最終解決政治分歧奠定更加穩固的政治架構。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化，除了鞏固基本的原則性共識外，也有賴雙方在具體的政治互動中保持與人為善的態度，並形成互相體諒、避免為難對方的政治行為規範。
海峽兩岸政治互信必要性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中國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對於台灣人民來說，這是何其悲慘的一場災難。儘管台灣人民沿街哭號，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儘管十八省舉人聯名“公車上書”反對割台，清政府仍然置若罔聞，不僅下令禁止抵抗，而且還揚言“台灣是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愛的地方，棄之不足惜也”。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到了這種程度，不能不令人扼腕。國土淪喪和台灣人民的苦難卻也換來了中國歷史的劇變，“公車上書”的失敗，激發出多少仁人志士毅然決然地鼓起變法維新的風潮。而維新變法的失敗，直接促成早期的中國國民黨人和中國共產黨先驅選擇了不同的救亡圖存道路。也正是這樣的路線之爭導致了一甲子前的兩岸分離局面。今天，當我看到黃花崗烈士陵園，孫中山先生手植青松依然挺立在烈士的英靈旁邊；當我看到連戰、吳伯雄、江丙坤等國民黨領導人和中共領導人一同前往祭掃烈士墓；當我看到大陸的共青團員和少先隊員相聚在烈士墓前舉行入黨、入團宣誓……我不停地在問自己：110年過去了，兩岸的中國人究竟領悟到了甚麼？60年一甲子過去了，我們還不能超越自我，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建立起我們共同的價值嗎？
2005年春天以來，特別是2008年春天以來，度盡劫波的國共領導人終於走到一起來了，兩岸關係出現了積極的變化，兩岸雙方開始共同尋找並確立我們的共同理想和價值，兩岸人民也開始共用和平發展的成果。我想，這只是兩岸關係改善的開始，其實，更大的和平紅利還在我們的前方。我們期待著兩岸政治互信的進一步強化，我們期待兩岸人民之間的經濟、社會、文化交流合作更加便利和順暢，我們期待外人口中的“CHIWAN”品牌和中華民族獲得全世只各國更多的掌聲與喝彩。
今天我們聚集一堂，是因為我們都認識到，前方的路還是荊棘密佈，兩岸之間的政治互信還很脆弱，我們還要以更大的耐心和更大的努力才有可能攜手並肩，克服各種困難，讓人民確確實實享受到更大的和平發展紅利。這是一項良心的事業，這是一項智慧的工作，讓我們走好這第一步，從政治互信的ABC開始。
何謂兩岸政治互信
依照美國政治學者阿爾蒙德的解釋，“政治信任的問題影響公民為實現政治目標而同他人通力合作的意願，也影響領導人同其他集團結成聯盟的意願。”（G·A·阿爾蒙德：《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政策》P44，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無論是政治行為者個人，還是政治行為者的集合體，在與其他政治行為者或政治機構互動時，彼此之間的信任度決定了他們的合作意願。如果彼此之間具備良好的政治互信，雙方就可能採取通力合作的政策作為；如果缺乏政治互信，彼此之間就有可能走向敵視，並採取一系列敵對邏輯下的政策行為。
筆者認為，所謂“兩岸政治互信”，就是海峽兩岸雙方彼此以口頭、書面或行為默契的方式，展現出共同維護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和政治現實之意志，建立起相互包容和信任的政治關係。而“加強政治互信”就是雙方在既有的互信基礎上，繼續擴大兩岸領土和主權一體性的認知交集，默認或接受“一個中國境內兩個競爭中國代表權的政權差序並存”的現實。同時在政策上採取互助和互利的行動，增強兩岸人民的利益聯結和命運共同體的意識，為最終解決政治分歧建立起更加穩固的政治架構。
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度直接影響到雙方彼此之間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取向，影響到各自的政治判斷和政策傾向。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度越大，相互之間的合作意願和政治包容度就越大；相互猜忌的程度和不安全感就越低；相互之間的商業交易成本、用於軍事對抗和參與國際活動消耗也會大幅降低。而且，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化，也有助於各自政治系統內部的和諧和安定。
兩岸政治互信的強化是一個逐漸累積的過程，必須分階段達成目標。筆者認為，兩岸政治互信可以分以下五個步驟達成：第一步，兩岸雙方堅持“92共識”，維護一個中國框架，是構築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石，這是最基本的政治互信。第二步，兩岸雙方在確認同屬一個中國的基礎上，進一步默認並接受“領土主權一體，政權差序並存”的現實，並表示願意共同維護這一政治格局的相對穩定性，形成兩岸政治互信的運行框架。第三步，兩岸雙方在維護台海地區政治格局穩定性的基礎上，呼應人民的要求，共同努力，最大限度地拆除影響和限制兩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各種人為障礙，兩岸政治互信內化成為強大的政治生產力。第四步，兩岸雙方由背靠背的“政權分治”，走向面對面的“共同治理”，並以適當的方式共用中國對外主權，兩岸政治互信外化成國際社會的穩定力量。第五步，兩岸雙方在經濟利益一體共構、社會和文化高度融合的基礎上，以平等和民主的方式，最終達成兩岸政治關係模式的終極安排，兩岸政治互信從美好的願景，變成人民安和樂利的現實。
兩岸政治互信的建立絕不僅僅是官方之間或政治領導人之間表面的政治宣示和口頭的承諾，而是必須與一系列實際的政治行為相聯結。互信是基於共同的利益和安全要求下的相互信賴、尊重和包容，在互信的基礎上，雙方的行動都要有一定的瞻前顧後，都要彼此照應，相互支持。否則，互信的基礎就有可能受到損害。
加強兩岸政治互信的必要性
恩格斯說：“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都要遭到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礙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推動它沿著另一種方向走，這第三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能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損害，並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P482-483）筆者認為，恩格斯的這段話對於分析當前的兩岸政治和經濟關係仍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對照當前快速發展中的兩岸經濟關係，兩岸政治關係是否能夠相應取得新的突破，已經成為制約或推動兩岸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其實，兩岸政治關係何止影響兩岸經濟關係，兩岸社會、文化、人員交往關係也都受到政治關係的影響。
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必然對兩岸政治關係格局提出新的要求，兩岸政治關係如果不能符合經濟關係發展的需求，要麼就會阻礙經濟關係發展，要麼就必須進行變革。當前，兩岸雙方加強政治互信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回應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發展的要求，建構更加穩定和諧的兩岸政治關係。促進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目的，是為了雙方更有信心地為兩岸民間關係的進一步發展謀劃更加寬鬆的制度環境；在強化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上，ECFA問題、軍事互信機制問題、台灣人民迫切需要的參與國際活動問題都有可能得到更快更好的解決。相信大陸資金投資台灣的配套政策問題、台灣民眾在大陸地區的權益保障問題、大陸人民來台自由旅行的願望、兩岸學歷互認問題，甚至台灣參與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等等問題都有可能朝更加符合人民期待的方向發展。一句話，加強兩岸政治互信的終極目的還是為了兩岸人民過上更加富有、安寧、尊嚴和美好的生活。
“集團間的敵視會因不斷衝突而加劇，成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一些細小的問題也很容易使這種彌漫的敵意轉化成憤怒和暴力……各集團間的疏遠和敵視感很可能造成政治衝突,甚至會使相對來說是例行的政治決策過程難以進行。”（G．A．阿爾蒙德：《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政策》P45，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兩岸雙方對於政治互信缺位的負面影響都有深切的體會。1992年11月，兩岸兩會達成的“92共識”主要是基於雙方對一個中國原則表述的交集部分：大陸“海協會”的表述內容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台灣“海基會”的表述內容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儘管雙方表述的文字不盡相同，但交集是明顯的，這就是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正是有了這樣的交集，兩岸雙方才有了基本的政治互信，兩岸兩會後來的交往以及取得的成績也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過去10多年兩岸關係互動的經驗與教訓告訴我們：每當“92共識”的政治基礎受到破壞，兩岸政治互信就會變成嚴重的政治不信任，兩岸兩會的交流合作就受到嚴重的衝擊，兩岸關係就會陷於動盪不安，雙方都將因此付出極大的代價，甚至影響到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建立政治互信對兩岸互動的重要性也體現在兩岸政黨交流上。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時，提出了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主張，其中第一條就強調要：“建立政治上的互信，相互尊重，求同存異。”連戰也表示：“我相信雙方假如繼續加強相互理解和信任，一定會給兩岸人民帶來更好更多的安定和繁榮，同時更重要的是給兩岸帶來亮麗光明的希望和未來。”5月12日，胡錦濤在會見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時指出：構建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必須建立共同的政治基礎，也就是要建立最基本的政治互信。宋楚瑜回應表示：“我們希望搭起兩岸之間互信之橋，搭起我們溝通之橋，更重要的我們要搭起一座兩岸感情心靈之橋。”筆者認為，2005年春天以來兩岸幾個主要政黨之間關係之所以能夠快速發展，主要還是得益於政治互信的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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