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6日電／近年來，隨著人們對傳統文化認識的加深，老北京特色文化和歷史街區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借著這個契機，北京市以保護傳統文化和發展文化產業為目標，對一些有特色的歷史街區進行了修復和改造。
從前門到琉璃廠，從什刹海到南鑼鼓巷，這些耳熟能詳的地方，已經成為傳統商業街區改造的典範，被爭相模仿。對於歷史街區來說，似乎只有發展特色商業和旅遊業才能創造價值，不被快速發展的社會所淘汰。
但是當我們讚揚什刹海、南鑼鼓巷模式的時候，不能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老北京文化不是掛洋文招幌、喝速溶咖啡、用visa消費，而是喝面茶，聽京戲，在茶館裡聊天鬥嘴。
細看一下，不難發現，什刹海、南鑼鼓巷、前門外大街等，主要是衝著外地人甚至外國人去的，而不是給生長生活在這裡的老北京們準備的。北京城空間有限，具有文化傳統名氣的空間更是有限。如今北京城裡但凡保存比較完好，稍微有些特色的舊街區，似乎都要按照什刹海、南鑼鼓巷的路子改造成旅遊商業街區。其結果，創造和承襲老北京傳統文化的市民，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所謂傳統文化浪潮中，恐怕連一片歇腳的地方都沒有了。
老北京人需要能玩能吃能聊的地方，現在看起來，護國寺還有可能成為老北京的保留地。在這兒吃的不是面包而是爆肚，喝的不是咖啡而是面茶，看的不是舞台劇而是京戲，說的不是南腔北調而是地地道道的京腔。
護國寺街上的護國寺小吃店和人民劇場，原本就是老北京市民進行休閑娛樂的地方，它們是護國寺街區歷史文化傳統的一部分。講延續文化脈絡，恢復街區活力，何不使其重新成為京城居民進行文化娛樂活動的場所？
單就人民劇場來說，如今除了公園和一些活動團體自行解決的活動場地，眾多京劇票友恐怕很難找到一個面向公眾開放的正規京劇活動場所。如果借梅蘭芳故居和人民劇場與京劇的淵源，將其發展成兼具公益和盈利性的京劇活動中心，加之便捷的公共交通條件和正宗的京味小吃，即使不能將護國寺街恢復到當年的繁榮熱鬧，也至少能讓老北京人找到真正能“落腳”的地方。
文化產業不是簡單的餐飲、商業和旅遊。歷史街區的保護不應只涉及到物質層面的建築形態和文化符號，文化脈絡的傳承才是持久的和有生命力的，同時也是歷史給我們留下的最可寶貴的東西。
（作者陳立群 為北京大學校長基金研究課題“北京歷史街區的保護與更新研究”小組成員）
該不該為老北京留下一片烏托邦？
對於老北京文化和它的實踐者，人們已經說得太多。前者是一套成型的文化形態，後者儘管沒有固定的組織或者機構，但人們情願相信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分享著共同的交往倫理，使用有別於普通話的詞匯和語調交流關於豆汁和紅子的知識。假設這一切出於保護文化生態的良好動機，這樣試圖劃出保護區的倡議是否經得起考量仍然是個問題。
說起為老北京劃出一塊保留地，這很容易讓人想起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以及台灣地區的原住民法令。惜乎這些立意、執行和成效不同的原住民“保護”措施，在今天看起來似乎效果都需要重新評估。
老北京和新北京的緊張關係並非種族矛盾，它充其量是一種內部的文化張力，新北京不是以剝奪和驅逐老北京為第一要務的，誰也不能把北京據為己有，除非他熱愛它並且參與建設使它成為一個宜居的城市。在北京設置保留地，無異於唆使老北京畫地為牢，在一個沒有邊界的烏托邦裡日漸蕭條。
毫無疑問，和護國寺類似，適合作為保留地的地片兒還有幾處，他們的確是一種開放式的流動空間，生動的日常氣息、輕車熟路的布局、適合步行的距離———仍然保留著前現代的空間節奏。
將這些處所設為北京文化的生態濕地似乎合情合理，如果是為了老北京人有個歸宿、有個文化認同的去處，我相信，現在自由的、未經意識形態統籌和精英改造的護國寺就是一塊自發形成的文化飛地，無需區文委或者都市文化研究所的提拔（拔苗助長？！）。如果只是一個新型的綜合旅遊項目開發，那就不妨直接以文化產業之名進行，而用不著扛起老北京這杆大旗。
大眾文化自有大眾文化的邏輯，學院派可以走訪、調研，在分析之後再上綱上線，像毛澤東之於湖南農民運動、像托尼.本尼特之於英國工人階級，而不必人為地干預其走向。試問，南鑼鼓巷和什刹海，哪個又不是相關部門結合可行性分析之後做出的推動呢？
（作者 鐘薇 公務員 北京）
老北京的文化內核是什麼？
胡同或者老工廠搭台，商家唱戲，這是都市功能轉換的必然，試圖人為地窖藏一塊天地，是對活潑的民間生態的篡改，不啻於一次施暴，要知道，出於好心而沒能把事情辦得更好太普遍了。說後海和鑼鼓巷一帶現在變味兒了、說他們兜售假北京情調，誰能保證被保留的報國寺不會成為又一處展示型的商業文化樣板呢。
老北京文化的保留和發揚，不是土地所有權的問題，它是文化空間此消彼長的後果，文化的事還得按照文化邏輯來，不是地理上的劃江而治能解決得了的。“部落化”能保證作為老北京文化要素的語言、行為模式和價值觀被使用、貫徹直至傳承嗎？
老北京不是這個城市的貴族或者特權階層。他們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非一個被監護對象，被監護被保留的身份勢必會增強老北京生活方式的實踐者們對政府和組織的依賴，被配給的關注將會使得這種生活方式（遛鳥、地方飲食、舊書交易、京腔等只是老北京文化的表征而非內核）愈發刻意，這種被籠養的文化形態漸漸會淪落在屈辱和挫折感之中，老北京精神上的平衡將難以保持，保留地很可能會加劇這一“正在消失的文化”。
老北京也不是一個族群，這一文化形態的維護事宜不能與原住民混為一談，何來居留地一說？原住民的群體活動中涉及到國家、種族身份認同，而老北京文化只與“社會資本”有關，這種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關係網絡（由居住形態、語言、趣味和國都情結共同構造的想象的共同體）。
說到這兒，還要回到這篇小文一直回避的問題，我此前提到的《被“透析”的老北京》中對老北京文化有一個定義，筆者深以為然。何為老北京文化內核？是語言的、器物的、趣味的，還是一套價值體系？竊以為“沒起子”一詞折射了老北京價值觀的核心，這個評價三言兩語就錨定了老北京的文化氣節，看似自居的口吻裡有豐沛的文化自信在。如果老北京文化還有需要大力弘揚的，那麼不是它臊眉耷眼擠兌外來文化，不是貼吧裡的自報家門（“我家六輩兒在京”），而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這樣一種自足。
儘管不能套用世界範圍內的原住民保護經驗，但其中某些做法仍然有很強的啟示意義。上世紀末，台灣立法院通過《原住民族教育法》，要求當局設定預算以成立原住民專屬的電視頻道，給予弱勢的原住民族自主發聲權。2005年7月，原住民電視台正式開播，類似的原住民電視台在澳大利亞也已開辦。因此，建議在京的媒體整合歷史地理的采編資源，將北京一眾名目繁多的民俗學會和各高校的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地理學（聽說還有個“北京學”）研究資源列為智囊，成立專屬的傳播渠道，而非現在這般各為其政，僅滿足於介紹淺顯的北京往事。
（作者 鐘薇 公務員 北京）
（文章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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