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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9級強震以及隨之而至的海嘯和核洩漏事故，令日本遭受了史無前例的波次衝擊。 |
中評社北京3月28日電／華夏時報刊載署名文章分析指出，“3.11”9級強震以及隨之而至的海嘯和核洩漏事故，令日本遭受了史無前例的波次衝擊。現實變化看，這種安排將迫使日本的內斂性增強，將主要資源調動到救災、防止核洩漏和長期的災後重建上來；而日本的主導產業、資本市場、政治格局和海外雄心，都將隨著其國內事務的進程而起舞。比如，主導產業將加快產能的海外轉移，日元獲得投機性支持，股市尋找新形勢下的定位，菅直人政府暫時與自民黨和民意達成諒解。
而從更宏大的歷史角度看，不可不察的是，這場二戰後的最大突發性危機，有可能成為改變日本國家發展方向的一個意外節點。日本歷史的發展進程包含了這個規律，近期的一些跡象也表明，日本從後現代性國家退回到現代性國家的能量正在集聚。
獨特的社會進程
二戰之後，在美國對日本實行安全擔保和監管、歷史原罪遲遲未消這兩個條件制約下，日本演繹了一條迥異於多數國家的發展軌跡：一方面，伴隨朝鮮戰爭的契機，日本千年政體得以保存；另一方面，不能擁有正式國家武裝力量使日本喪失了當代意義定義的國家的完整性。自冷戰以來，日本資源主要用於經濟發展，並發展成經濟大國和政治小國的混合體。這種局面導致日本不可避免地以加速度駛入後現代性社會中。
在日本本土完成徹底開發後，在經濟發達之外，政府作用和社會治理，均發展成熟到與後現代性特征相匹配。
最能突出表明日本後現代性特征的是在其延續至今的“衰落的20年”階段。政治上，自民黨一黨獨大的“55體制”破碎後，日本政府更迭加劇，短壽政府頻繁交接，政府政策的穩定性和戰略性已無保證，實際上已經呈現出部分無政府主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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