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9日電／波蘭為屢被大國瓜分的東歐小國，與中國相距十萬八千里，但與近代以來的中國，卻有著不解之緣。
《經濟觀察報》報道，早在戊戌維新期間，康有為、梁啟超分別寫了《波蘭分滅記》和《波蘭滅亡記》，提醒國人，如果不變法維新，最終難免波蘭被瓜分的命運。在百日維新後期，康有為將《波蘭分滅記》進呈光緒皇帝，以波蘭被瓜分為例，希望光緒皇帝鼓足勇氣進一步推進當時中國政體改革。他認為大清國應當：一、采萬國良法，改憲法而圖維新。二、聘請外國政治家來指導新政的開展。三、拔通才以濟時艱。四、大力發展農、工、商業。五、變衣服以易人心。此書以波蘭被瓜分為切入點，詳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與具體措施，不僅是戊戌維新時期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
20世紀初，重臣張之洞力辦新學，所編《學堂歌》中有句雲：“波蘭滅，印度亡，猶太遺民散四方。”波蘭亡國，使國人警醒，但同時又使國人認為波蘭人“奴性”太強。然而青年魯迅在1907年寫就的《摩羅詩力說》中則對此不表贊同：“今試履中國之大衢，當有見軍人蹀躞而過市者，張口作軍歌，痛斥印度波蘭之奴性”頗為不滿，認為不審己、不知人方有此論。因此，他介紹了密茨凱維支、斯洛伐茨基和克拉旬斯奇這三位波蘭詩人充滿反抗性的作品和他們親身參加救國運動、反抗暴政的事跡，證明波蘭並非“奴性”，並以他們的反抗精神激勵中國也奮起反抗。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魯迅對此仍“耿耿於懷”，在一則“隨感錄”中再次提到自己早年“不知道因為境遇和時勢或年齡的關係呢，還是別的原因，總最願聽世上愛國者的聲音，以及探究他們國裡的情狀。波蘭印度，文籍較多；中國人說起他的也最多；我也留心最早，卻很替他們抱著希望。其時中國才征新軍，在路上時常遇著幾個軍士，一面走，一面唱道：＂印度波蘭馬牛奴隸性，……＂我便覺得臉上和耳輪同時發熱，背上滲出了許多汗。”由此，他闡發了一個深刻、著名的論斷：“我因此以為世上固多愛國者，但也羼著些愛亡國者。愛國者雖偶然懷舊，卻專重在現世以及將來。愛亡國者便只是悲嘆那過去，而且稱讚著所以亡的病根。其實被征服的苦痛，何止在征服者的不行仁政，和舊制度的不能保存呢？倘以為這是大苦，便未必是真心領得；不能真心領得苦痛，也便難有新生的希望。”將“專重在現世以及將來”的“愛國者”與那些“稱讚著所以亡的病根”的“愛亡國者”作本質區分，確實入木三分，今天仍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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