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11日電／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今天在am730發表文章說，不時會碰到一些對我的意見不以為然的年輕人。他們覺得我的言論太過保守，對他們嚮往的社會革命有破壞作用。
我很理解年輕人的心態。我也年輕過，我年輕時的革命熱情不會比當今的年輕人低。為推動社會運動，我教過八年工人夜校，啃過馬克思的巨著，追隨過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信念，以捷古華拉為偶像。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認識到，革命的成功率很低。人民在革命者的慫恿下，往往只是從煎鑊跳進了爐火，成功如法國革命，也要經過羅伯斯庇爾的恐怖洗禮與多次帝制復辟。人民付出的代價，遠比英國式的循序漸進慘重。
歷史上的例子這裡不多說了，眼前的案例也比比皆是。薩達姆、穆巴拉克、卡達菲、巴沙爾，無一不是靠軍事強權壓迫人民的獨裁者，當地人民的處境遠比香港人惡劣，革命的條件應更為充分才是。然而，革命後，人民的處境恰如從煎鑊跳進爐火，苦難比前更為深重，而且看不到盡頭。
泛民中有些人喜歡向西方國家尋求支持，中東的例子就可以看到西方的支持能起多大作用。起初，西方信心十足，不惜出動地面部隊作實地佔領，並直接參與管治。後來發現形勢失控，改為只參與空襲，協助叛軍推翻原來的當權派。到發現自己扶植起來的政權比原先的獨裁者更不濟時，竟放下爛攤子撒手不管。可見依賴外援並不保障革命成功。
由於革命的對象是獨裁者，革命者無不高舉民主旗幟；在革命初期，不排除有純潔的理想主義者參加。但“革命不是請客食飯”，靠秀才是造反不了的。當權者為了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無所不用其極，革命者自然不可能“溫良恭儉讓”。結果在革命中冒頭的，多是心狠手辣的野心家與陰謀家。
敘利亞的情況就是這樣。巴沙爾曾在英國受教育，上任初期亦想推行政治與經濟上的改革，作風遠比他父親開明。但由於他反對西方出兵伊拉克，西方便在敘利亞培植反巴沙爾的勢力。在阿拉伯之春的大環境之下，反巴沙爾的勢力遂舉起革命的旗幟進行內戰。
西方在政治上打壓巴沙爾，在經濟及軍事上支援叛軍，內戰越打越烈，人民流離失所，淪落在鄰國難民營的人數已超過三百萬。多少家庭痛失親人，前程盡毀？但人民付出代價後會換來革命的成功嗎？現在卻是一點跡象也看不到。
革命中冒起得最快的是宗教極端組織，他們的手段殘酷，日前在伊拉克割掉兩個美國記者頭顱的，就是敘利亞叛軍中分支出來的伊斯蘭國組織。很難想像，讓這樣的組織取代巴沙爾政權後，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
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利比亞、伊拉克等國家，如是令我對革命的態度越來越保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