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2日電／ 對複雜的制度安排作簡練的概括不失為話語建設的一個好方法。理解中國，特別是解釋“中國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可以把重點放在解讀中國的國家性質以及中國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上。
《人民日報》今日刊文稱，這種解讀可以簡稱為“一國四方”——“一國”，即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四方”指的是中國在四個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黨制度方面，是“國家型政黨”（或“整體利益黨”）；在民主制度方面，是“協商民主”，包括決策領域內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組織制度方面，是“選賢任能”；在經濟制度方面，是“混合經濟”。這些制度安排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證。
“一國”——“文明型國家”
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國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偉大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的重叠。環顧今日之世界，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具有超強的歷史和文化底蘊，不會跟著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會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經歷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勢頭已不可阻擋，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轉；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並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本身就是不斷產生新坐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
中國“文明型國家”主要有八個特征，可以被簡稱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來，即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政治、獨特的社會、獨特的經濟。這其中的每一點都包含了傳統“文明”和“（現代）國家”的融合。這些特征大致規範了中國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獨特性和路徑依賴，意味著治理這樣的大國需要考慮諸多的複雜因素，需要一個比較強勢、有為的政權機構，它要能夠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要能夠應對人口和疆土規模帶來的巨大挑戰。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都與比較有為、比較包容的政權聯繫在一起。政權不有為，國家就走向衰敗，乃至解體（如宋朝後期的狀況）。政權不包容，國家就無法對各種複雜的利益進行協調，最終整個國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紛爭而停滯不前甚至癱瘓內亂。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其能夠規範和引領資本力量和社會力量。這種制度安排較好地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體現出中華文明的傳統基因、紅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機融合，也構成了中國與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別，是中國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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