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6日電／近日，廣東紀檢部門查處了72名幹部涉案的樂昌市“紅包”腐敗窩案。原11名市委常委中，包括市委書記李維員在內的9名市委常委涉案，“紅包”禮金達450多萬元。此案成為黨的十八大之後不收斂不收手、頂風違紀的典型案件。（1月6日《北京青年報》）
人民網評論指出，一個縣級市的11名常委的領導班子中，竟然有9人因為收受紅包等腐敗行為而受到追查，同時其他涉案人員達到了72人。一次性查處這麼多的幹部，對這個縣級市來說不亞於一場官場地震。其帶來的負面影響將是嚴重和長期的。因此，對於腐敗窩案，我們的黨中央、中央紀委都是零容忍。那麼這起涉及如此眾多領導幹部的窩案真的只是因為紅包的問題導致的？筆者認為不盡然。
“一把手”權力不受制約是主因。之所以會出現通過收受紅包來達到買官賣官這樣的行為，最大的原因就在於一把手的帶頭作用。市委書記帶頭收受紅包進行賣官，其他常委緊隨其後，特別是在幹部任命上，雖然說是由5人小組醞釀產生，但其實還是書記一人說了算。雖然還有其他4個人存在，但從案件中可以看出，這4個人中有2個是緊緊跟隨書記的節奏的。就是按照投票決定來說，書記可以得3票，其他2個人反對也沒有用，至於其他常委則基本成為了擺設。
僥幸心理、法不責眾是誘因。在腐敗的市委書記帶領下，除了市長和市委副書記沒有被通報腐敗以處，其他的8名常委都跟隨書記一起腐敗，想必是這些常委的從眾心理和僥幸心理思想在作祟。認為書記都那樣了，如果不隨大流會成為另類，就會受到書記的排擠和打壓。再說這麼多人一起腐敗，就是最後被追究時也會因為涉及人員太多，可能被會減輕或者免於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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