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習近平對“修昔底德陷阱”及“國強必霸”的批判 作者：郭偉峰（香港），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習近平對台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習近平是首位將“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引進中國的外交話語體系中的領導人，他對“修昔底德陷阱”的新闡述，對中美關係今後的合作關係作出了新的詮釋，更是引發了國內外國際問題專家的熱議。須知，兩岸關係中也不可避免地充斥“修昔底德陷阱”的影子，並且有一定的誤導兩岸之間戰略錯判的能量。
一、“修昔底德陷阱”對中美關係危害何在？
“修昔底德陷阱”說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觀點，這位歷史學家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正如公元前5世紀希臘人和19世紀末德國人面臨的情況一樣。這種挑戰多數以戰爭告終。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成就急劇崛起震驚了陸地霸主斯巴達。雙方之間的威脅和反威脅引發競爭，長達30年的戰爭結束後，兩國均遭毀滅。修昔底德總結說，“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但是，修昔底德並沒有提出“陷阱”二字。
把修昔底德的解釋比喻成“陷阱”的人，是哈佛大學貝爾福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著名政治學家格拉漢姆·艾利森。他於2012年8月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修昔底德陷阱已凸顯於太平洋”（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金融時報》加注的副標題更加直白：“中國與美國就是今天的雅典和斯巴達。”文章指出，目前美中所面臨的挑戰同當年雅典與斯巴達、英國與德國在一戰中面臨的情形相類似。中國在南中國海和在東中國海尖閣列島(釣魚島列島的主島）表現出的日益強硬姿態是一種重要的象徵。作者問：“中國和美國能避開‘修昔底德陷阱’嗎？”修昔底德在談到雅典的崛起與斯巴達的恐懼時，認為兩國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艾利森的解答卻認為歷史上也有和平的結局，只要兩個有關國家的政府與社會在態度與行動上作出巨大的調整。他警告雙方不要掉進“修昔底德陷阱”。
對於拉漢姆·艾利森的論述，西方理論界有反對的聲音，但是也有更多的肯定聲音。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修昔底德陷阱”幾乎已經被視為國際關係的“鐵律”。根據哈佛大學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格拉漢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的研究，從16世紀上半葉到現在的近500年間，在16組有關“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案例中，其中有12組陷入了戰爭之中，只有4組成功逃脫了“修昔底德陷阱”。而落入陷阱的例子不可勝數：19世紀末的德國和英國，20世紀發展起來的日本，最終都引發了大規模的戰爭甚至是世界大戰。因此，在格拉漢姆·阿里森眼中，如果從歷史上看，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的崛起大國與作為守成大國的美國之間的戰爭似乎“難以避免”。
還有西方學者如保羅·肯尼迪和米爾斯海默等人在總結近代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關係實踐時，也提出國家成長或者經濟增長本身導致了擴張、競爭、對抗、危機、衝突乃至戰爭。在近代西方國際體系中，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意大利、奧匈帝國等在其大國的崛起過程中，都引發了大量的戰爭，有的通過戰爭取代了先前的霸權國。米爾斯海默甚至以這個邏輯來觀察中美關係並得出結論說，中美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西方在討論“修昔底德陷阱”時，主要都是針對中美關係而發言，絕對不是針對什麼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或者中國與印度的關係。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的和平發展大政方針是不認識、不認同、不理解的。因為在西方的理論體系中，所有學派是不支持這樣的國家發展的可能性的，也沒有什麼現成的理論體系可以解讀的。所以，“修昔底德陷阱”論獲得西方學術界力挺是一點也不奇怪的，用此來比喻、預測中美關係的發展前景，也就成了學術界的時髦。
嚴重的問題是，“修昔底德陷阱”日益成為美國人的共識，並以此猜度中國，疑慮重重。 2017年3月28日，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外交部原副部長、原駐美大使周文重在南京大學發表主題演講，對此有深刻論述，他說：即便中國政府屢次強調，中國無意取代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但美國對於中國的戰略猜疑乃至遏制心態依舊。為什麼呢？這就涉及現在人們已經熟知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理論。
周文重指出：從古希臘、古羅馬到現在的2000多年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國際關係史，都反覆演示了一個規律，就是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遲早要陷入戰略競爭、戰略對抗，最後陷入戰爭。從2000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到後來各種流派的史學家、理論家、政治家，都運用不同的方法論，來分析研究論證這種規律。這種新興大國（rising power）和守成大國（established power）之間的競爭導致戰爭的研究，在美國就從未間斷過。美國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經過大量歷史比較研究，近年來多次發表論文，對近現代國際關係史上16對大國競爭的案例進行了分析，其中12對都走向了戰爭。可以說，“國強必霸”已經成為美國人思維中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美國的政治家、戰略家們都承認，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而強大的中國，最後必然挑戰美國。這是當前中美關係中美方存在的一個帶有根本性和戰略性的消極因素。
美國國內這種說法甚囂塵上：美中關係已發生“質的變化”，進入“制定規則”和“體系”之爭的領域，美國已鎖定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必須強力防止中國與美國形成“分庭抗禮”的局面，並向中國施壓。不久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所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中國大陸的評價和定位，令世人本來就擔心的“修昔底德陷阱”更添憂慮。特朗普的國安報告直指，中國大陸和俄羅斯是“修正主義強權”，挑戰了美國的影響力和利益。又稱，大陸的軍事現代化，旨在限制美國進入南海，也將削弱許多印度洋、太平洋國家的主權。又稱，大陸運用經濟及暗示性的軍事手段，促使其他國家聽從其政治主張，因而印太許多國家都要求美國的力量繼續留在區域內，美國也確實將在區域駐軍，以在必要時挫敗其對手。
在這裡要提及的是中美兩位學者論及的“中美戰略互疑”問題。
2012年，美國學者李侃如與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發表的《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報告，報告擔憂地指出，中美“戰略互疑”正在增長，可能造成嚴重危害，而雙方對此理解甚少，因此應該將它作為一個直面應對的主要問題。中美之間不斷增長的戰略互疑有三個主要的來源：1、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2、對彼此的決策過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關係的理解和認識不夠；3、對中美之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認識。報告指出，第一個因素強調的是中美之間結構性和深層次的因素，不大可能出現重大變化。更為實際的做法是，華盛頓和北京應該解析和處理產生戰略互疑的第二個和第三個來源，通過改善彼此對對方國家國內形勢的認識，更加有效地開展雙邊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國際合作。
“中美戰略互疑”或許存在，但不是中美關係的主流，應該說還是屬於“修昔底德陷阱”範疇的分支問題。
由此可見，“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已非紙上談兵的秀才之言，而是直接地、深刻地影響了美國對中美關係的定性、定律、定本，其危害性非同小可。危害更大的是，中美關係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論調不僅在國際上廣為傳播，在中國國內也有越來越多人討論甚至認同。
有輿論指出：中美關係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便是其中一例。這一西方舶來的“洋概念”在中國近年來很有市場，在國內擁有相當一批擁躉者，特別是當中美關係陷入對抗時，這種聲音更是不絕於耳，仿佛中美之間很難避免一場大戰。這一概念無法預見中美衝突的陷阱，如果中國國內輿論界長期對此趨之若鶩，那真是被下了套，我們將永遠處於被動地位。按照中美之間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崛起國實力的上升是與守成國爆發戰爭的根本誘因，那麼中國就會被鎖定在中美關係惡化的“被告席”上，因為美國永遠都能辯解說，自己制定的引發衝突的對華政策只是源於對中國崛起的正常防範需要。
“修昔底德陷阱”給中美關係挖下了巨大的輿論“陷阱”：1，中美之間必有一戰。2，美國採取極端手段制約中國言之成理。3，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走不通的。
二、習近平怎樣批判“修昔底德陷阱”？
習近平是怎樣看待“修昔底德陷阱”的？關於“修昔底德陷阱”引起的國際恐華輿論，當然受到了習近平的關注及思考，並且作出了回應。2014年1月，美國《赫芬頓郵報》子報《世界郵報》創刊號專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針對當時盛極一時的論調：“中國迅速崛起後，必將與美國、日本等傳統強國發生衝突。”習近平在專訪中說：“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在出席華盛頓州當地政府和美國友好團體聯合舉行的歡迎宴會時發表演講指出：正確判斷彼此戰略意圖。同美方一道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實現雙方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中國外交政策優先方向。我們願同美方加深對彼此戰略走向、發展道路的瞭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閡，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戰略誤解誤判。我們要堅持以事實為依據，防止三人成虎，也不疑鄰盜斧，不能戴著有色眼鏡觀察對方。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分析上述講話，可知習近平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基本觀點是：
第一，習近平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是不成立的，是一種誇大的想象，或者是不應該存在的。這就是：“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
還原史實：從修昔底德關於雅典和斯巴達戰爭的論述角度看，這個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體現帶有歷史啟示的經典史實並不專指新崛起的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戰爭。古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頗為常見，發生在公元前5世紀的這場戰爭之所以為後世所矚目，乃是因為其在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之間展開。意欲控制希臘的雅典動用強大的兵力，斯巴達人與之抗衡，戰爭的起因主要是希臘各城邦內部分化和地緣政治，戰爭以斯巴達的勝利而結束。隨著民主時代告終，希臘由盛轉衰。確實，“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但這場歷時27年的戰爭反映的並非主要是新崛起的大國與守成大國的矛盾，而是當時複雜的歷史條件和社會關係。這裡並不必然存在一種不可繞過的“陷阱”，而主要是兩個同盟之間的軍事較量，不應對此進行過度解讀。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後人的演繹，甚至有專門針對中美關係、針對中國和平發展而演繹出來的意味，借古諷今。所以，習近平從歷史的事實與理論的基礎上加以否定，是立得住的。
第二，習近平認為，“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可以被人利用，可以另起爐竈，可以演變成為破壞當今國際秩序的戰略思維。這就是“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史料說明，修昔底德本人並未有陷阱之說。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一卷中曾就事論事，認為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和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之間戰爭的根源在於兩個因素：雅典的崛起和對老霸主斯巴達造成的心理衝擊——恐懼。至於戰前雅典和斯巴達盟邦之間大大小小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衝突，不過是這一根源的外延。專家指出，修昔底德在討論國際政治事件的起因時喜歡用的3個術語，即恐懼、榮譽和利益。恐懼出自對自身安全的擔憂。古代世界奉行強者為主、弱者為奴的基本國際關係準則，任何國家都會對其競爭對手實力的增長懷有恐懼之心。修昔底德認為，這種恐懼與榮譽——直白說就是“面子”，緊密相連。老霸主的威望因新霸主的崛起而受到威脅，常常在與新霸主的對峙中丟了面子。利益則意味著國家存在的物質條件，面子受損和利益受到威脅自然會引起被威脅方與威脅方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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