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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不許批評的真理是偽真理

http://www.CRNTT.com   2010-10-08 13:12:56

馬國川：五十歲的時候，您才離開銀行界和經濟學界，調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從事語言文字工作，成為語言學家，並且取得了卓越成就。這在今天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您成功的奧秘是什麼，是否得益於博雅教育？ 　　周有光：我的成就很小，不值得一談。 　　通識教育對我的好處，就是在學校里面選的課程比較廣，同時學到了怎麼樣自修的方法，有這兩點要改行就不大困難了。我在大學讀書時，主修的是經濟學，同時對語言文字有興趣。因為受了通識教育的好處，知識基礎比較廣，所以改行不發生大困難。 　　大學一出來，就是一個專家，這個辦法或許會有一些好處，但是對文化的發展是不好的。 　　馬國川：作為一所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對學生進行的教育有意識形態色彩嗎？解放前，全國有許多教會大學，您怎麼評價教會大學對中國教育的作用？ 　　周有光：這個問題很重要。意識形態這一個名詞，從前我們都不知道，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向蘇聯一邊倒，才知道什麼叫“意識形態” 。我大學畢業，都不懂什麼叫做意識形態，根本沒有這個說法。它是從蘇聯來的。 　　對於教會學校的作用，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教會學校的確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一方面進行文化侵略，另外一方面又傳播新時代的新文化。帝國主義有兩個方面，教會學校當然也有兩個方面。帝國主義是侵略的，造成了許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然後，一些落後國家和地區慢慢從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慢慢地轉向資本主義。中國的歷史並不是這個歷史序列中的一個例外，我們是一樣的，印度也是這樣子的。全世界多數地方都受了帝國主義的影響，遭受了侵略，同時也得到了文化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今天還在發展當中。 　　教會學校也有精華，不是只有糟粕。我們擺脫殖民統治之後，應當考慮“棄其糟粕，取其精華”。 　　馬國川：解放後，您曾經在復旦大學和上海財經學院講授經濟學，見證並親歷了新中國進行的“院系調整”。當時為什麼要進行“院系調整”？現在對當時的這種做法有很多批評，您怎麼評價這次“教育革命”？它給中國教育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周有光：新中國成立以後，就把原來的整個教育制度完全打破了，把所有的學校當零件拆開，完全按照蘇聯的教育模式重新組裝，專業越搞越細。可以說，徹底放棄了通識教育這條路，全是蘇聯的專業分工方法，大學一畢業就變成專家了。新中國一成立就講求“速成教育”，大學本來四五年，後來改為三年，甚至改為兩年，都是速成的思想。當時人家也問我，速成好不好？我說，需要一批速成的人，可是不能大家都“速成”啊。 　　這是一種短視的政策，到蘇聯瓦解以後看得更加清楚了。現在我們知道，這個政策流弊很大，阻礙了社會發展。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進行大規模的重新改組，比如清華大學又有文科了。其實解放前清華大學有名氣是靠文科，不是靠理科。可是解放後清華大學成為“理工科大學”，把文科都拆散分到其他大學，三十年多後不得不重建。許多大學都經過這樣的“折騰”啊。 　　一直到今天，中國教育還沒有向先進國家的先進制度看齊，還差得很多。中國教育制度離開了蘇聯教育模式，可是還沒有走上新的道路，卻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官僚化，尤其是在大學教育里，官僚化、衙門化很厲害啊。我年齡大了，不能參加社會活動，可是來的朋友很多，其中不少是大學來的朋友，所以知道一點情況。應當說，今天的教育情況不是不大好，而是大不好，很地方都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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