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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非遺”:古琴、昆曲和香

http://www.CRNTT.com   2011-04-28 14:10:09  


 
  戴曉蓮:親歷古琴冷與熱

  古琴很古,有三千年歷史了,它經過歷朝歷代的磨難與顛簸而沒有消亡,一定是有道理的,有頑強生命力的

  主筆/沈嘉祿

  難以數計的中國古老樂器都煙消雲散了,比如篪、尺八、箜篌、胡笳等,今天我們只能在《辭海》或專業而冷僻的音樂典籍中看到它們枯枝敗葉的形象,也無法想象古人如何操持。但外形極簡約的古琴傳了下來,這主要得益於高山流水的知識分子,中國文人一直將古琴視作自己的生命伴侶。傾聽與訴說兩種功能結合得最完善的,當數古琴。琴、棋、書、畫是文人的必具修養,撫琴、掛畫、品茶、聞香又是文人的四大雅趣。這裡的琴,古稱瑤琴、七弦琴,到了20世紀初才被稱作古琴,並非體形稍大一點的古箏。

  抱琴看鶴去,枕石待雲歸——文人墨客對這個意境神往不已。

  “現在哪裡去找這個環境?外面的世界太嘈雜了,嘈雜得快放不下一張古琴了。”戴曉蓮對記者說。陽春三月的一個下午,上海音樂學院教學樓。授課的時間到了,三個學生如約而至,開門間隙,二胡或琵琶的聲響就從扁扁的門縫里鑽進來,這個樓面是民樂系的。師生坐下後,先喝一杯烏龍茶,讓心靜下來,手機關了,戴老師約略點頭,一個學生就將手指按在弦上,樂聲響起,記者聽出是《漁樵問答》,從地老天荒傳來的內心沉吟。

  戴曉蓮現為上海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她學琴教琴的經歷,真實地反映了古琴這門藝術在當代中國忽冷忽熱,忽上忽下,為主流社會棄如敝屣,又捧到至高無上地位的戲劇性命運。尤其在市場經濟運作機制中,在中華文化復興的喧騰聲中,對“當春乃發生”的“古琴熱”現象,提供一種可以冷靜分析的樣本。

  命若懸弦,可能就是古琴近百年來的身世寫照。

  在油氽花生米的刺激下偷偷學琴

  1971年末,林彪事件宣告了“文革”的失敗,社會環境有所鬆動,當時上海出現了學琴熱,光是學小提琴的就有十萬之眾——以中小學生為主,那麼民族樂器也有人在學了。隨著以一曲《戰台風》而名動神州的箏成為古為今用的成功範例,那麼古琴這個老古董也允許露面了,至少不會有人像阿Q造反時衝進尼姑庵那樣再革它一革。

  這個時候,張子謙老先生從牛棚出來,回到了自己的家。張子謙是誰?他就是戴曉蓮的叔外公,著名的廣陵派古琴家、古琴教育家,曾以一曲《龍翔操》而馳名琴壇,被譽為“張龍翔”。他20歲時到上海謀生,幾乎一輩子操琴,在我國近現代琴學活動中的主導地位不可撼動。他把琴曲中頻繁的速度變化轉換為一種獨特語音樂言,既不同於管平湖的雄健高古,也不同於吳景略的流美絢麗,而是表達出一種極具自我意識、氣息寬廣、隨心所欲的心聲,體現了一種韵律之美,開創了琴壇生機勃勃的新風氣。張子謙在建國前參與“今虞琴社”的創辦,並接待過荷蘭漢學家高羅佩,建國後整理出《秋吟》、《楚歌》等古曲,帶出了一批學生,還為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的幾部動畫片配過樂。這樣一位民樂專家,至“文革”一來,自然成了封資修的老朽,送進牛棚。

  好了,這個老古董回家了,戴曉蓮此時還在讀小學二年級,頑皮得像個男孩,對古琴一竅不通。她對記者說:“我們是住在樓上樓下的,每天下午放學後,我就趴在九叔公家窗前窺視他在幹什麼,看到他在彈琴,就推門進去坐在邊上聽一會。當時學校里不讀什麼書,九叔公看到我玩的時間太多,就有意讓我跟他學習彈琴,我想,那就白相相吧,從此每天放學後就到他家學琴了。他從來不教看譜,彈一句我就跟一句,哪個位置,哪個手指,哪樣音調,但到了第二天我就忘得一幹二淨。他從不嚴責我,只是長籲短嘆:‘哎呀,你這個孩子真是笨死了!又忘啦?’如果玩得像點樣子了,他就會拿出油氽花生米獎勵我。”

  當然,此時古琴還沒有像箏那樣被主流意識形態“招安”,學琴只能關起門來學,鬼鬼祟祟的跟偷聽敵台差不多。張子謙反覆叮囑戴曉蓮和她的父母:在外人面前千萬不能提“古琴”兩字。但日子一久鄰居還是知道了,點撥小姑娘:“這個琴是‘四舊’啊,早就掃進歷史垃圾箱了,還學它幹什麼?你既不能靠它找工作,到了工廠、農村也沒人欣賞,到頭來總是一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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