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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收入分配新現實

http://www.CRNTT.com   2012-05-18 11:31:52

——勞動力流動的減貧效果。許多貧困家庭就業不充分，而且農村非農就業機會往往被有明顯技能或有家庭背景、有影響力的人群率先獲得，而大多數貧困家庭與此無緣。因此，能夠外出打工就意味著有機會獲得更高的收入。貧困農戶通過勞動力外出途徑可以提高家庭人均純收入8.5%-13.1%。   　　——工資性收入對農戶增收的貢獻。外出就業機會的增加顯著提高了農戶工資性收入，這一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源泉。1990年至2010年，農戶工資性收入占比從20.2%提高到41.1%，而在2010年的農民純收入增量中，工資性收入的貢獻率為48.3%。   　　——被統計體系遺漏的打工收入。由於官方統計系統內的住戶調查是分城鄉獨立開展的，舉家遷入的農村家庭和外出打工的農村家庭成員，往往會被排除在城市和農村樣本之外，常年在外並且有穩定職業與居住場所的外出從業人員的收入也不能反映在農戶收入中。因而農民工務工收入被大幅度低估。   　　其次，勞動力無限供給長期阻止了農民工工資的上漲，戶籍制度也將他們置於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邊緣地位，形成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隨著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微觀層面的激勵機制發揮識別勞動者人力資本和努力程度的作用，工資差別有所擴大。農民工與本地職工的工資差別，既存在對農民工的歧視，也存在對本地職工的保護。2001年農民工小時工資比城市本地工人低39.6%，工資差距中的63.9%來自人力資本等個人特征的差別，而36.1%則來自戶籍身份等歧視因素。   　　第三，市場化改革推動非國有經濟發展，使經濟成分多元化；經濟資源和資產存量的市場化和資本化，使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成為居民收入日益重要的來源。2002年，全國居民財產基尼系數為0.55，高於居民全部收入基尼系數0.454。財產性收入的增加既會增加居民收入，也會擴大收入差距。按照功能性分配假設，資產性收入份額的提高會惡化收入差距。這同時為中國體制轉型的特點所強化，因為資源和資產分配嚴重不規範、不透明和不公正，形成高度集中化傾向。   　　最後，政府採取一系列旨在減貧、扶貧以及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產生了舉世矚目的減貧、扶貧效果。按照一致的貧困線標準統計，農村貧困人口從2000年底的9422萬人減少到2010年底的2688萬人，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2.8%。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覆蓋率大幅度提高。然而，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卻存在爭議，主要表現為城鄉和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部門之間工資差異以及居民收入差距仍有明顯擴大的趨勢。   　　自從2004年以來，中國跨越了劉易斯轉折點。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一個表現就是農民工工資的持續提高。農民工工資的上漲有若干含義。第一，工資上漲是農村剩餘勞動力減少的信號，必然導致農村中農業和非農產業的工資提高。第二，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較低，大多從事非熟練工作，工資上漲反映出非熟練勞動力的短缺。第三，農民工中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工人工資上漲更快，表明熟練勞動者與非熟練勞動者之間的工資趨同，這可縮小群體內部收入差距。   　　劉易斯轉折點有助於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根據泰爾指數，城鄉收入差距在整個收入差距中的貢獻率在40%-60%之間。所以，如果城鄉收入差距有實質性縮小，整體收入不均等程度就會降低，至少擴大趨勢會受到明顯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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