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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免除了日本國民的侵華戰爭責任

http://www.CRNTT.com   2012-10-03 09:50:06

觀察民意何在的一個視角：日本市場化媒體為爭取讀者到了不得不鼓吹戰爭的程度 　　為了把問題說得更明白一些，不妨以報界為例說明。曾任外務省情報部長的白鳥敏夫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供述詞中，曾有這樣一段陳述： 　　“1931年9月18日的滿洲事變，對幣原外相及所屬外務省官員來說擾如晴天霹靂，受到猛烈衝擊，一時竟不知所措。按照對待突發事件的慣例，政府決定了不擴大並迅速地實現現地解決事件的方針，並隨即將此會布於眾。我主管的情報部奉外相之命，全力開展了支持和平解決事件的輿論動員。但連過去一般情況下被認為是同情外務省的報紙，此次亦與倫敦裁軍會議時迥然不同，未與我們保持步調一致。倫敦裁軍會議時，在報紙的支持下，政府不顧國內的強烈反對仍得以在條約上簽字，這種氣氛的變化幾乎發生於一瞬之間。由於報紙及輿論站到了強力政策的一邊，所以外務大臣及其部下深感運用外務傳統極為困難。”——政府希望和平解決“滿洲事變”，因而展開輿論動員，報界卻完全倒向民意，不與政府合作；民意如此，怎能說國民沒有戰爭責任？ 　　再如：《朝日新聞》在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前，始終主張裁軍。但事變發生不久，即主動放棄了裁軍立場，轉而擁護軍部。10月19日大阪憲兵隊向軍部提交的一份秘密報告可以證實此種轉變完全出乎自主和自願： 　　“大阪朝日新聞社此前於社論及其他報道中，從國家財政經濟立場出發，常強調裁軍論。特別是編樣局長高原操、論說委員兼調查部長藤田進一郎、經濟部長和田信夫等，此色彩最為濃厚，備受注目。而日支衝突事件(即九一八事變)局面展開、國家面臨重要時刻之際，暫時擱置裁軍主張。為決定對時局之方針，自十月十二日午後一時至夜八時，召開該社主要領導大會……經各部長集體協議，作為大阪朝日新聞社今後之方針，雖如從來強調裁軍，但當國家處於重要時刻，作為日本國民，支持軍部、統一國論乃為理所當然。故決定抑制對軍部及軍事行動的發難批評，而應積極支持之。” 　　該社記者森恭三則如此解釋報社的立場轉變：“滿洲事變爆發時，大阪朝日新聞社內的空氣是對關東軍持批判態度的，但不知不覺就減弱了，我們下邊的人不知報社方針是否改變了，報紙已開始對潮流妥協。”（《我的朝日新聞社史》）——要讓這樣一份對關東軍持批判態度的報紙改變自己的立場，所謂的“潮流”，即民意基礎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 　　事實上，九.一八事件爆發時，日本報業早已完全實現了市場化，如何抓住更多的讀者，是報紙賴以生存最關鍵的前提。報界在九.一八事件後迅速轉向，變成軍部的支持者，一點都不奇怪，因為當時日本國內各階層的戰爭狂熱空前高漲，在“懲膺支那”的呼聲中，報界集體使盡渾身解數，爭取讀者，擴大銷售量。因為迎合了當時讀者的心理。許多報紙銷量猛增，僅從事變爆發到次年的2月29日，《東京朝日》發行增加20萬份，《大阪朝日》則增加27萬份。當然，稍後一些時候，日本政府完成了對報界的嚴密控制，但九一八事變前後報紙的這種變化，已足以說明當時日本民意何在了。 　　至於那種說民眾支持戰爭是受了某些勢力的蒙騙的辯解，不妨聽一聽日本著名電影導演伊丹萬作的反思： 　　“許多人都說在戰爭中受了騙，可是，在我接觸的範圍內沒有一個人說自己騙過人……無計劃、瘋狂的戰爭的必然結果，是使國民陷入不共同吃苦就不能生存的境地，儘管如此，諸位不還是相信只有自己沒有騙人嗎?……被欺騙也是一種罪，從古至今這也不是值得吹噓之事。……而那些若無其事口口聲聲稱‘我被騙了’的國民，恐怕今後也會再次上當受騙。不，現在他們就肯定已經開始被其它的謊言騙得團團轉了。”（《戰爭負責人的問題》） 　　（編輯注：專題凡未特別注明出處的史料，均引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戰後中日關係文獻集》) 　　結語：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里，做這樣一個專題，除了澄清歷史真相之外，還希望它能夠是一面鏡子。因為類似的全民瘋狂的悲劇事件，並不僅僅只發生在日本。階級分析式的“兩分法”、“欺騙論”，是無法徹底反思日本侵華戰爭的，自然也無法徹底反思其他類似悲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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