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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梁漱溟：我生有涯願無盡

http://www.CRNTT.com   2013-10-21 15:27:55

入世的痴狂 中國文化的托命者  　　梁漱溟對兩個兒子說：“前人雲：‘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語帶狂妄，卻是對中國命運的痴心觀照。受陽明學的影響，梁漱溟也是認為，內心的良知涵蓋了整個世界，因此他對社會的政治關懷，是超越政治希冀綿續文化而求其進步。  　　鄉村建設運動之外，梁漱溟同樣揮灑著他的儒家入世情懷。從晚清、民國到1949年以後，中國文化已經風雨飄搖，“這棵大樹差不多要被吹斷了”，許紀霖認為，在這一個緊要關頭，梁漱溟自覺承擔了“文化托命之人”的角色。“所謂托天命，在這個時候，他把自己理解成了文化的托天命者。”  　　梁漱溟的儒者之狂，可以從他遭遇的危險經歷中找到解釋。1942年2月，梁漱溟自日本占領下的香港脫險後，給兒子梁培寬、梁培恕寫了一封信，即《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信中，梁漱溟對兩個兒子說：“前人雲：‘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並說，“我的安危自有天命”，這包含有兩層意思，“頭一層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再一層是：萬一有危險，我完全接受的意思”。這些話，遭到包括熊十力在內的很多人的譏諷。  　　這封寄給兩個兒子的長信，寫於1942年初。次年7月，梁漱溟又在信後附有一則簡短的“後記”，最後一句話寫著：“其中狂妄的話，希望讀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說到這一則軼事時，許紀霖會心大笑：“很多人覺得他狂，實際上，不是他狂，而是他覺得自己是承擔了中國文化天命的人。”許紀霖認為，在轉型時代，自覺懷抱中國文化使命，是知識分子最為重要的承擔。除了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等大儒都是“文化托命之士”，“他們受到陽明學影響，他們對社會的真正關懷，不是政治，是文化”。他們都試圖“不使文化失傳，不使文化停滯不進”“綿續文化而求其進步”。  　　在《最後的儒家》一書中，梁漱溟也向訪問者艾愷表示：“孔子和王陽明是聖人”，他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與其他普通人不同的一點是，他“在霧中遠遠地看見了孔子是怎麼回事，王陽明是怎麼回事，遠遠地看見”。  　　“這些人繼承了王陽明的傳統，王陽明認為我心即世界，內心的良知涵蓋了整個世界。傳習陽明心學的人大多比較狂，但這個‘狂’，不是虛妄，而是有實際內容，比如梁漱溟自認為承擔了文化使命，並且這樣做了。”許紀霖解釋道。  　　1953年，梁漱溟當眾頂撞毛澤東，提出“農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向毛澤東要雅量，至今仍然被學術界津津樂道。有評論者認為這一時期，梁漱溟的儒者之狂走到了頂峰。許紀霖認為：“在當時，沒有人有這樣大的勇氣，這次梁漱溟所表現出來的狂，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政治擔當，背後也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承擔了‘天命’，代表了農民。”  　　梁漱溟這種儒者之狂，如今來看，飽含著一種時代的憂傷。“現在的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是學者專家，為稻粱謀，有專業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中國社會仍然處在轉型期，我們還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許紀霖說。  　　（參考書目：梁漱溟《梁漱溟全集》、《鄉村建設理論》、《我生有涯願無盡——漱溟自述文錄》，艾愷《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艾愷《這個世界會好嗎》、《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梁培寬《梁漱溟先生紀念文集》，李淵庭、閻秉華《梁漱溟先生年譜》，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祝彥《“救活農村”：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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