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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能走向權貴經濟

http://www.CRNTT.com   2014-12-29 11:59:38

問：正如剛才您所說，在改革開放中鄧小平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的，您怎麼看待政治領袖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有的人覺得權威越強越容易推進改革，也有人覺得權威越大越容易壓制反對的聲音，從而使改革走向反面，您對這個問題是怎麼看的? 　 周瑞金：這個要從不同歷史時期和我們當時所面臨的這樣一個任務要求來看，還有一個中國的歷史傳統和國情。因為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我回顧了一下。它都是以集中、統一的領導為特征的，權力高度集中。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關係往往是領導者好像我是愛護你，提出良政善治，你都是我的子民，所以領導的心態是居高臨下的。這種都是歷史傳統。而老百姓來講，我要解決問題，要過好的生活，一定要有賴有一個好的領導者，有一個好的清官、好的皇帝，這樣子使我得到了保障。我覺得我們老百姓的心理普遍也是這種心理，這和現代歐美國家在政治現代化過程不一樣，他們的歷史傳統特別是美國看得很清楚，華盛頓制定第一個憲法，他的憲法明確的就是對國家領導人、對總統進行限制，對老百姓進行保障公民權益。為什麼老百姓持有槍支，儘管它發生了那麼多槍殺事件，也沒有一個政府能夠否定掉，為什麼呢?因為它是把政府容易作惡的人，權力太大以後會對老百姓發生傷害，因此老百姓也可以持槍，因為政府有部隊，你要對我開槍，我也可以對你開槍，所以它始終是這樣一個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關係，就是領導者的權力是被領導者授權的，權力是我給你的。但是中國就倒過來了，這是我們一個歷史存在的一個傳統。  　 再一個，我們從原來的計劃經濟要向市場經濟轉變，就要搞社會轉型，原來的階級鬥爭為綱要轉向經濟為中心的發展，這是一個歷史大轉折，這種歷史大轉折對人們觀念上、心理上以及習慣上有很大的衝擊，就是有一個人們觀念大轉變的過程，這個並不是大部分人所能夠做到的。所以需要一些精英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頭扭轉歷史這種方向，實現歷史的轉折。要有歷史大轉折這個需要權威，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就要有領導的權威性，這個才能實現轉折。這個我覺得從鄧小平我們看得出來的，但是這個轉折以後，有些人就把它概括出來，好像我們東方國家就是靠新權威才能夠推動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就提出了一個新權威主義。這樣延續下來，到今天還有人認為我們還是要推行新權威主義，這個應該怎麼看呢?我覺得是這樣的，我們還是從自己的國情出發，總結我們的經驗。  　 我們經過了鄧小平以後權力的和平交替，從一屆一屆的比較看得出來，有的時候特別是上屆政府，九個常委分工負責，就形成了九龍治水、人人有自己的主張，他管的領域其他常委插不進去，其他常委也不想扯進去，他管好自己就可以了。所以這樣子的分工很分散，這樣總書記的意圖就很難得到貫徹，權力就分散掉了。  　 我們要總結這樣的經驗教訓，所以現在習近平當總書記以後，他自己也經歷了這麼一個過程，他當常委也有五年時間，這五年他也在思考，覺得這樣不行，所以需要適當的集權。所以適當的集權並不是新權威主義，在歷史階段需要這樣的集權才有利於推動，沒有這個集權，政令不出中南海，什麼都幹不成。所以我們還是從實際的效果出發的話，在目前這個情況下，需要有一個權力的集中。但是並不是說以後就是樹立一個人的權威就行了，這裡回過頭來看，因為今天的情況不一樣，今天的中國特別是80後、90後你們這些年輕人起來以後，他要求自己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的意識大大增強了。再加上我們經濟發展到今天，人均GDP達到六千美元，很快七千，再上到一萬，在這個情況下，你這種老的傳統的權威主義不能夠實現了，公民權利意識對你的監督制約也加強了，也不可能一個人獨斷專行。  　 所以我認為今天中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提出來全面依法治國，這個成為深化改革的一個新的起點。有了這麼一個起點，法律的權威特別是憲法的權威在我們廣大民眾當中越來越增長起來了，所以搞獨裁專制式的集權是越來越行不通的，越來越感到有阻力的，這是必然的。這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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