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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俄烏危機啟示與中國應對 | |
http://www.CRNTT.com 2022-05-15 00:05:07 |
(三)對戰爭與和平的再思考。二戰結束後,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既導致歐洲的割裂和分治,同時也創造了一種“長和平”現象,主要原因是東西方兩個陣營之間達成歐洲傳統上的“勢力均衡”格局,再有是因為歐洲各國飽受戰爭之殤,“和平主義”價值觀深入人心,也成為全球保衛和平、反對戰爭的主要力量。這一觀念性力量在冷戰結束後得以保留,一方面對維持歐洲本土和平繼續發揮出作用,另一方面對歐洲各國參與北約對外干涉行動(如伊拉克戰爭)有所制約。俄烏衝突終於將“長和平”打破,給歐洲人帶來前所未有的心理震撼。在外交和媒體上作出初步反應後,隨著戰爭推進和更多敘事的發生,歐洲人將作出更為強烈的反應。比如,烏眾多核電設施是否因戰火發生洩漏並引起生態災難,美在烏生物實驗室是否存儲大量危險病毒和會否流出,俄烏、俄美之間會不會爆發生物戰等,都可能是下一步歐洲社會關注的焦點。這些後續事態如何發展,是否對歐洲後現代主義思想產生幻滅效應,不僅關乎其自身“軟權力”的興衰,對世界思潮走向及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或有相關的影響。近來,國內學術界和自媒體中已經出現直言“權力政治回歸”,重提“叢林法則”的一派觀點,這個現象值得重視。在筆者看來,“回歸叢林”之說反映了一種歷史虛無主義心態,帶有否定“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危險毒素。世界歷史的演進從來不是直線而是曲折迂迴的,而是由新舊矛盾相互交織、新舊觀念相互激蕩、新舊動能交互來完成創造和實現更替的,人類祇能通過“交換、比較、反復”的認識過程、逐步揚棄舊的、落後的東西。今天,我們身處“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一方面要明白它必然是由新舊混合的複雜動力所推動,霸權主義的舊勢力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還會不斷製造動亂和麻煩。對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要時刻做好反對和制止戰爭的各種準備;另一方面,還要看到世界已在日益互聯互通過程中深度交融,和平相處、和合共生、相互促進、共同繁榮的基本方向不會輕易逆轉。祇有摒棄冷戰思維,摒棄以損害他國安全為代價維護自身安全的邏輯,摒棄以擴張軍事集團謀求地區安全的做法,在重視和尊重各國合理安全關切基礎上,通過談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地區和全球安全機制,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烏克蘭及其他安全危機,逐步接近“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的美好願景。⑨ 三、中國的應對之道 對於國人(包括專業研究者)而言,俄烏衝突應在意料之外,因而同樣釋放出很大的衝擊力。由於信息雜陳,站位、視角和心理偏向千差萬別,社會輿論可謂百花齊放,莫衷一是。總體而言,公眾最關心的還是中國如何應對以保護自身利益問題。在此,筆者提出相關芻議。 (一)要講公道。國家制度性質在根本上規定了一國外交的價值取向、基本原則、行為規範和處事風格。中國外交思想是中國文化價值與無產階級道義觀、歷史觀、國際觀有機結合的產物,是區別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新中國與世界其他政黨、國家對外關係思想和外交理論的基準。中國對待俄烏分歧及其後續衝突的立場正是來自於此並有所發展。其一,認為烏克蘭問題是各種因素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俄烏雙方的合理安全關切與訴求都應受到尊重並妥善解決。其二,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不贊成以損害他國安全為代價,或通過強化甚至擴張軍事集團來保障一國的安全。其三,主張聯合國和國際社會有關各方採取的任何行動,都要以地區和平穩定為重,以各方普遍安全為重,應有利於緊張局勢降溫,有利於推動外交解決,而不是可能激化矛盾。其四,提出防止烏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的“六點倡議”。其五,明確反對用粗暴制裁的辦法施壓,主張以協商談判作為解決之道,並“願繼續為勸和促談發揮建設性作用,在需要的時候同國際社會一道開展必要的斡旋”。由此看出,在處理複雜國際問題上中國不是簡單地就事論事,而是重視系統分析和遠近兼顧的處置辦法,力求在國際公理、規則和複雜的歷史經緯之間取得平衡。據此,中國總能在國際舞台上與強權、霸道拉開距離,保持相對超脫、有利的外交地位,反而能在爭議各方中贏得信任,開展勸服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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