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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劍濤：現代國家建構的文化根基

http://www.CRNTT.com   2011-11-28 14:51:12

美國是沿行英國的路往下走的，就不再作為個案進行分析了。 　　第二，從教化主導到理性建構，這種國家文化類型是中國。中國為什麼從教化主導到理性建構？教化在於借助於日用人倫關係來建構古典國家結構，因此，日用人倫就是道德準則，倫理規範就是政治模式。這點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我們通常知道的命題，一句話四個字就將其準確概括——“家國同構”。“是父以孝固宗可以君”，到今天來看不可能，我作為父親來孝順難道我對國家領袖就很忠誠嗎？這是兩個問題，主要是因為我們把家庭倫理跟國家道德已經切割開，這是現代原則。但對中國的教化主導來講，日用倫常關係就是國家政治問題。家國同構使得我們日常生活和國家建構原則高度吻合，因而這樣一種國家結構、國家統治力量是在不經意中實現它的統治，國家暴力對內是有限制的，而對外僅僅限於抗敵，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永不稱霸的邏輯來自於古典政治文化邏輯，但這是不可能的，現代國家很難，崛起不稱霸，崛起後還不稱霸休想，窮兄弟都要來找你稱霸，歐元危機找中國，叙利亞衝突指望中國，埃及衝突也要中國表態，你想韜光用晦拒不表態不可能。所以現代的政治原則和倫理原則是不可連貫在一起的。但教化國家，倫理親情跟政治規則是完全打通的，正因為完全打通了，所以是開明專制，開明專制的國家統治上一般通過適宜的政策，但有時候也殘酷到十之八九，但這會導致農民起義，大多數“與民休戚”的政策都使得皇權的開明專制對自己的民眾負有耐心，關懷備至，老安少懷，要實現大統，是否能實現是最後效果問題，要不要實現是統治動機問題，而在古典教化國家裡，統治動機顯然決定了統治的效果，為什麼？因為統治的效果只能通過一個標準來檢驗而不可能通過現代政治科學來測量：農民不造反，這也是今天中國談現代政治文化所強調的核心：人心向背。皇權認為自己是天子，天沒有重大災害，證明天是支持我的，也證明民心是向著我的，這是一種神秘主義的政治斷言，但這種政治斷言成為古典教化國家自我維續的國家哲學。 　　到現代社會中，最重大的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不再是建立在日用人倫基礎上，不是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兄兄弟弟這種人倫結構來建立“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法則，來支持“家國同構”的政治建構，哪怕今天在習見的政治理念上還接受著家國同構的說法，但我們國家的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已經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於人民，因而我們是建立在現代政治文化原則基礎上的，權利留在人民手裡，不可讓渡、分解，讓渡出來的權利必須通過分權制衡來限定國家，讓國家歸依伏法，為公民服務。這樣的一種建構打破了家庭結構、打破了血緣基礎，打破了宗法制度，因而不得不把傳統歷史文化打散來作為我們為建立現代中國聚集文化資源過程，因而歷史文化傳統不足以成為國家建構直接可以運用的文化資源，所有研究儒學的人試圖拿出儒學整合現代中國，那永遠解釋不了1840年的悖謬，既然傳統儒家拿出來的現代中國，為什麼1840年沒有拿出來，或者儒家在1840年沒有自己拿出來？這是兩個歷史質疑。所以傳統的儒家的家國同構理論只有在理性的國家建構裡通過一個社會基礎上建立了現代政治的聯合體，通過公民與國家的重新立約來使傳統中那些積極有利於這些立約的因素被現實激活，因而為建構現代國家聚集傳統文化資源的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教研究都不應該被排斥，而不只是儒家才能救現代中國。 　　第三，抵抗政治到政教張力。阿拉伯是一個典型。原因在於自近代以來由於自己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積累變成了阻擋國家現代轉軌最重大的阻力，一直到現在難以化解。 　　首先是阿拉伯世界創造了兩個輝煌，這在西方人面前、中國人面前都是望洋興嘆的事，第一個輝煌是公元前500年以前的幾乎五千年時間是阿拉伯統治世界的歷史，一直到今天古代波斯帝國創造的政治輝煌仍被津津樂道，儘管中國普通公民對波斯石油沒有深入了解，但對阿拉伯為整個世界貢獻那樣的自豪感和在這種自豪感的基礎上對西方文明產生的排斥感就可以使我們理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輝煌以致於西方人在寫他們兩河的古典歷史上的陰影感，羅馬尤其是希臘在面對波斯人征服時無力抵擋。 　　另一個輝煌是兩河流域文明所創造的高水平文明遠遠不是中國人所望其項背的，我們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只有三千多年，我們很傲慢的歷史也只有五千多年，其中一千多年還沒有文字記載，只能通過地下考古來挖掘發現，當然我們也為我們民族這麼長的歷史而自豪，這是民族自戀感乃至民族自我維持並建立規範共同體的文化根基，我們沒有必要說這個歷史久了很糟糕，民族虛無主義要堅決反對。兩河流域的文明是12000年到15000年。那樣一種文化結構那樣一種精神觀念到最後產生出來的世界三大宗教作為高級宗教的伊斯蘭教，雖與天主教有千年的相互征服戰爭，而伊斯蘭教唯獨是在天主教區域範圍外建立了高級宗教，所謂高級宗教，這裡不是價值判斷，而是指它有一套信仰系統，有神學闡述，第二有一套儀軌系統，就是宗教崇拜儀式，第三有一套宗教生活習性，比如吃飯要先感恩，伊斯蘭教徒一定要祭拜堂祭拜。在這樣一種深厚的歷史文化積累的基礎上，阿拉伯世界要建構現代國家，首先就把現代國家的產生認作他們國家主權捍衛的一質體，所以現代國家一出現在阿拉伯面前，阿拉伯世界就把抵抗現代國家變成自己最崇高的使命。所以國家建構扭轉為抵抗政治，而這種抵抗政治恰恰在阿拉伯世界內部又遭遇到他們政教合一制度的內在張力，伊斯蘭教的信仰和伊斯蘭教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之間，最鮮明的體現恰恰在波斯文明裡最輝煌文明建構的現代伊朗，巴列維的“白色革命”、宗教首領之間的衝突象徵著伊斯蘭國家要建立純粹世俗化的現代國家的政教張力，因而變成了為建立現代國家內部聚集文化資源艱難困苦而難以克服的事情。到現在伊斯蘭世界也很難克服。我們相信大多數伊斯蘭教信眾絕對是純樸善良的，但在國家建構的內在張力上國家的政治力量和國家宗教力量之間，在現代伊朗總統和伊朗教會首領之間都還不能擺正，而世俗的要求面對宗教的壓抑以及國家的抵抗面對現代國家形成的世界體系的壓力，在阿拉伯世界裡百多年來沒有得到任何妥善的處置，這就是建立現代國家最艱難困苦的內外部障礙。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阿拉伯國家的現代國家建構既遭遇到歷史文化傳統的障礙，又遭遇到為建構現代國家聚集文化資源的障礙，因而阿拉伯世界的內在衝突和阿拉伯世界規範與規範現代性的衝突將是一個持久的事，而非一個短暫的政治現象。我們把這樣三種文化類型歸屬分析以後，我們就可以對第三個問題做出一個簡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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