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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有多少教授學者不堪忍受屈辱自殺

http://www.CRNTT.com   2012-03-25 09:02:33

1979年春夏之交，我從中越邊境回到昆明，來到離雲南大學不遠的蓮花池畔，去憑吊詩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廣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們對他的侮辱，在這裡投湖自盡的。我去的時候是一個黃昏，在湖邊我遇到一位釣魚歸來正在閑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慘景的目睹者。聽我說我是來憑吊李廣田先生的，他說：“那天清早，聽說湖邊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趕來，見李校長（廣田先生時任雲南大學校長）躺在水邊的草叢裡……他是我們敬重的人，我的老伴立時就哭了……” 　　我看著黑沉沉的湖水，腦子裡卻想起多次聽昆明人說起的故事：那是1945年冬天，國民黨反動派對徒手學生製造“一二.一”慘案，當時李廣田先生是西南聯大的教授，他與著名的進步教授李公樸、聞一多、吳晗等一起，置生命安危於不顧，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頭，高喊“血債要用血來還”、“要和平、要團結、要民主”等口號。又與李公樸、聞一多、吳晗等一起，被特務列入準備暗殺的黑名單；我還想起他曾懷著滿腔熱情，撰寫了歌頌這個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建國之後，先在清華大學後在雲南大學，對祖國高等教育事業的貢獻……我和廣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緣，那是50年代初，曾聽過他一次有關新文學的報告。而此刻，他那和藹可親的面容，又出現在我的面前。 　　當年國民黨反動派沒能殺死李廣田先生，而如今，他卻面對一夥無知的青年學生，在自己還沒有弄懂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革命”、什麼是“敵人”的情況下，就革起不該被革的人的命來，瘋狂地喊著“革命不是綉花，不是請客吃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等口號，掀起了鋪天蓋地而來的批鬥之風。一時間，祖國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廣田先生般知識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幸免。廣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殺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難飛，無法躲過這場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絕不歸之路。 　　鄧拓先生1966年5月自殺身亡，這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當鄧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組織有預謀的口誅筆伐文章，就出現在報紙上和廣播上了。這篇篇殺人不見血的誣蔑檄文和像泰山壓頂般置人於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無法承受，無法分辯，他只好舍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卻有這麼一段文字：“而中國作家，若尊嚴和生存只能選擇其一的話，那麼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認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誰能不低頭。”“鄧拓先生……當他為三家村一員，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時，也只能低頭接受批鬥，而做不到殺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這樣嗎？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春節剛過，前公安部副部長、青海省省長王昭被林彪在青海的死黨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韓琴譜大姐在家舉行了一個小型的追悼紀念會，我也應邀參加了。會上遇到鄧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嵐大姐。我曾猶疑多時，依然忍不住向她提問：“老鄧同志（新聞界都習慣這麼稱呼他）怎麼沒能過去這個坎？”對我的問話一嵐大姐沉默有時，然後沉痛地說道：“政治壓力太大呀，是非功過都顛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體又不好，料想經不住這風暴，也擔心我和孩子受他的連累……”說著，淚水已在她的眼眶裡打轉了。 　　於是，在那祖國大地萬民心驚膽寒的日子裡，鄧拓“寧使寸寸折，不作繞指柔”，勇敢地殺身成仁了。鄧拓先生憑他知識分子的良知，1957年因懷疑、抵制那場不該發生的“運動”，被扣上“死人辦報”、“書生辦報”的帽子，他預料這一次運動到了徹底清算他的時候，不會對他網開一面。據人民日報社的同志說，在他自殺前的一個深夜，鄰居見他站在桌子上，借手電筒的光束欣賞自己珍藏多年的掛在墻角的字畫。“文革”前，他把自己高價收買價值連城的蘇東坡的真跡《瀟湘竹石圖》以及其他許多名人字畫無償獻給國家。他是多麼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藝術，多麼舍不得丟棄這一切！奈何蒼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辭生，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當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殺後，魯迅先生曾說自殺是需要勇氣的話。他說“自殺其實是很不容易，決沒有我們不預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麼輕而易舉的。”在這裡，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殺，但我讚美自殺的勇氣，我讚美鄧拓先生那剛強的性格和浩然的正氣。“士可殺，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些古訓，在中國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烙得太深了。鄧拓年輕時即服膺明代於謙的詩“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間”，鄧拓先生以死明志，以死抗爭，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壯烈行為，是值得人們永遠欽敬的。 　　無獨有偶。繼鄧拓先生自殺不久，他的下級，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的陳笑雨（集體筆名“馬鐵丁”的主要撰搞人），在報社蒙受數次批鬥，並在一次“牛鬼蛇神”游樓時逼他下跪請罪，還有人打了他一記耳光，且揪撕他的頭髮讓他抬頭看看“我是誰？”在這種深受侮辱的情況下，家屬也只好劃清界線，他面臨一種前有埋伏、後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黃昏，笑雨先生沒有回家，徑自來到從釣魚台流出來的清水河邊。當人們尋他不見，想起他走出報社大門時，曾把一個書包扔在收發室，打開書包找出一個本子，上邊赫然寫著兩行字：“死了比活著好，死了更乾淨。”當尊嚴與侮辱相碰撞時，笑雨先生義無反顧，選擇了尊嚴。 　　又豈止是鄧拓、陳笑雨，還有現代新聞出版界的先驅範長江和金仲華兩位前輩，以及多年來雙栖於新聞界和文學界的楊朔和政論家姚溱兩位先生，都曾有過鄧拓、陳笑雨類似的思想軌跡，勇敢地結束了他們寶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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