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胡適與自由主義：一種思想和錯位的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12-05-30 13:41:22

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 　　胡適在《我們走那條路》的文章中談到了對新社會的設想：“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但這只是一種遙遠的描繪，而不是一個具體的可以操作的綱領。 　　如何達到這個目的？胡適說：“我們……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自覺地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下一點一滴地收不斷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達到目的之時。”這依然是一種主觀的願望，沒有具體的內容。 　　在一個建立了共識和比較安定的社會體制中，這種主張也許可以博得很多人的擁護。但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各黨派對於如何“改變世界”這一重大問題，無論在目的或方法上都存在著根本而嚴重的分歧，胡適的說法自然很難發生作用。 　　1930年前後的梁漱溟，正從事“鄉村建設”活動，他讀到《我們走那條路》後，很快在他主辦的《村治》雜誌上發表題為《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的公開信，嚴正地批評胡適。 　　梁漱溟在信中說：“先生憑什麼推翻許多聰明有識見人共持的‘大革命論’？先生憑什麼建立‘一步一步自覺的改革’論？如果你不能結結實實地指正出革命論的錯誤所在，如果你不能確確明明指點出改革論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認人家，而別提新議。” 　　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本人也不是“大革命論”者。但他和“大革命論”者都持有一種共同的假定，即中國的形式已經急迫萬分，我們必須立刻提出一套根本徹底的“改變世界”的方案以及具體的行動綱領、計劃。 　　但改變世界必然涉及解釋世界。 　　梁漱溟希望胡適能夠給出一個對當前中國社會與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他在信中說：“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封建制度或封建勢力還存不存在……革命家的錯誤，就在於對中國社會的誤認，所以我們非指正說明中國社會是怎樣的一種結構，不足以怯革命家之惑……”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一文中，餘英時認為，梁漱溟的質問實際上擊中了胡適的思想要害。作為一個實驗主義者，“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作為其基本態度，那麼要他立刻提出一個對中國社會的性質的全面論斷來以為行動的指南，這相當於要他只保留了“大膽的假設”，而取消了“小心的求證”。他也就無法給出“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這樣的全面性的論斷。 　　這是他在那個時代遇到的巨大困惑，是一個幾乎無法解決的思想難題：科學方法要求他不武斷，對於尚未清楚的問題不能隨便提出解決方案，當然更不能盲目地行動。但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逢千年未有之變，迫切地需要答案、看法、判斷和解決方案，有許多急迫的實際問題需要當下做出決定。生活不能靜止不動，那麼這些決定便只有參照以往的經驗進行選擇了。 　　然而，在10年之後，毛澤東在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中國社會的性質與改造世界的方法都給出了清晰的答案。毛澤東提出，中國社會本質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為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緣故。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 　　從某種意義上，胡適回避了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判斷。然而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國，擺在國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務不是爭個人的自由和個人的權利，是解決勞苦大眾吃飯的問題，是謀求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與自由。 　　價值選擇中，“平等”優先於“自由”。這也就是為何“反帝、反封建”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於是，胡適不管怎樣談“解決問題”，談改良，談憲法，談學術救國，都無法獲得太大的回聲。因為，他既不能回應民粹主義的深刻挑戰，即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社會公正問題，也遠遠游離中國社會底層的最基本需求，也就是羅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中所稱的“免於匱乏的自由”。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