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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對我們的啟示

http://www.CRNTT.com   2013-03-06 12:02:30

人物周刊：《舊制度與大革命》寫的是法國革命，在中國離我們最近的是文化大革命，您是怎麼認識這場革命的？ 　　朱學勤：說到“文革”，大多數人在它被否定前跟著當局走；在它被否定後認同新當局對它的否定。對這個否定，我堅持認為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第一片面，第二不徹底，是沒有生命力的。“文革”當然要否定，但不能從統治集團本身的得失角度來否定，而應該從整個民族成敗的角度來看。 　　文化革命為什麼發生？既有1949年建立的以俄為師的制度的原因，這是最重要的，這個原因基本回避了；還有一點，“文革”雖是毛錯誤發動的悲劇性事件，但是應該看到基層大多數民眾當時是群起響應的。這既有他們被愚弄的成分，也有前17年孕育出官民矛盾的扭曲噴發。這個矛盾是客觀存在，此後否定“文革”時連這個矛盾的客觀存在也都否定了。30年不到，歷史再一次回到這個問題上，當今社會最根本的矛盾，說一千道一萬，還是官民矛盾。 　　人物周刊：照您的說法，官民矛盾從開始改革到現在一直存在？ 　　朱學勤：沒有消失過。在“文革”前就已經存在了，而且在1959-1962年大饑荒的階段發展得非常尖銳，然後到1966年，被毛澤東引爆了。這才形成這麼大規模長時段的動蕩。我認為毛要發動“文革”，有多層面的原因。既有制度層面的原因，也有和劉少奇在政策上存在分歧的原因，也有他個人的原因。怎麼講呢？他承認文化大革命是要解決這個制度的陰暗面，他承認官民矛盾是這個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一。但他是用錯誤的方法，而不是法制的、民主的方式來解決這個矛盾。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解決，用對幹部階層的人格羞辱的方式來解決，用湖南農運的方式來解決。承認這一矛盾的存在，這是白的，用民粹的辦法羞辱官員人格，這是黑的。“文革”前短短17年，有官民矛盾，有官員特權，也有官員腐敗，但是腐敗的速度遠遠低於“文革”被否定之後的二三十年。 　　人物周刊：好像在改革這30年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普通老百姓沒有意識到這個官民矛盾。 　　朱學勤：相當多老百姓在1978-1980年時，被四個現代化的承諾和比較開明的政策調整所滿足。但受到的抑制從長遠來講是會釋放出來的。到80年代中後期，最流行的口號是“反官倒”、“反腐敗”，那是新時期老矛盾的爆發。之後，片面認為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就什麼都有了，於是和社會達成一個暫時的默契，就是只要政治上不挑戰，經濟上再度釋放出致富空間。“92南巡”又掀起了經濟上的熱潮，社會又忘掉了官民矛盾。到了21世紀，發生了非常奇怪的現象，“三農問題”出現了。當年改革原本是從三農危機的解決開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把農民從人民公社的體制下解放出來，瞬間解決溫飽問題，糧食多得吃不完，大家都在唱《在希望的田野上》。20年後回頭一看，問題沒有解決。從三農危機開始，維穩和維權的衝突發展了十幾年，到了今天這一步。繞來繞去還是那個老問題。 　　人物周刊：在您看來，根本性的問題不解決，官民矛盾永遠也解決不了？ 　　朱學勤：我覺得解決不了。但在問題沒有解決之前，相對開明的這一段改革開放時期，統治者中應該有有識之士揭示這個問題。這時我們再來看托克維爾，會覺得他是了不起的。他出身自由派貴族，但不受貴族的局限，放棄了有許多社會特權的貴族的名銜。他從本階級的得失當中跳了出來，然後來總結為什麼會發生法國大革命，既不站在舊制度這邊，也不站在革命這邊。這樣一個觀察問題的角度，才使這本書成為百年不衰的名著。一個人只有掙脫了本階級的局限，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統治者，最後留下的無論是精神作品，還是政治作品，才能經得起百年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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