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壩上的另一所西南聯大：民國時期何以“大師輩出”？

http://www.CRNTT.com   2013-07-20 11:00:03

民國時期何以“大師輩出”？ 　　時代周報：你是如何了解到華西壩這一段歷史的？ 　　岱峻：在之前的《發現李莊》等書中，我發現曾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的陳寅恪，與所長傅斯年誼兼同窗姻親，在史語所遷往李莊時曾說，自己礙於交情，不得不去李莊，最後卻爽約了；史語所語言組代理主任李方桂研究“非漢語語言學”，1944年3月舉家遷往成都燕京大學；胡厚宣轉投成都齊魯國學研究所；考古學家吳金鼎留英回國，後投筆從戎，複員接受母校之邀主持齊魯大學文學院；民族學家馬長壽在1942年離開李莊的中博院，應聘華西壩的金陵大學人類學教授……這些大師級的人物與李莊、與華西壩有著很多瓜葛，而且不約而同地投奔壩上，到底有什麼原因？帶著這些疑問，我一步一步走上了研究華西壩的過程。 　　事實上，寫作過程中，我還多次參加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等校在成都的校友會活動，近距離地觀察他們。我同樣試圖，從他們的銀發、壽斑和蒼老的聲音中，去拼圖壩上的青春記憶。這些年下來，他們也成了我的一份掛牽。除此之外，四川省委老幹部曾慶祥和民族學者李紹明多次作為口述史受訪者，提供給我大量的史料和照片。 　　時代周報：相較於西南聯大，華西壩研究是少之又少，為什麼？ 　　岱峻：我希望本書是對華西壩五大學全景式的研究。為什麼之前研究如此之少，我想原因大體有： 　　一是意識形態的遮蔽。自1949年以後，世界進入冷戰時期。中國進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政治。毛澤東說，只有打掃乾淨屋子才能迎接客人。打掃的是教會大學的過去，迎接的是蘇聯及東歐客人。其實，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教會大學（儘管上世紀30年代逐步改為私立大學了，但是大家仍習慣稱其為教會大學）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堡壘。但是，從成都的一二.九運動，我發現其實這些教會大學民主氣氛是很濃烈的。 　　其二，五大學與西南聯大相比，一是缺乏統一的精神符號，親歷者各執一詞。如李約瑟的回憶稱其為“基督教五大學”，費正清書中稱“成都聯合大學”。院系調整後，原西南聯大之北大、清華和南開顯出持久的影響力，而所有的教會大學都已壽終正寢。沒有一所大學可以說自己代表五大學。如五大學辦學紀念碑。 　　其三，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山東大學的校史，說到各自原有的部分，都有分解了，故敘述簡略，更沒有人願意來做五大學的校史。 　　時代周報：從《發現李莊》到《李濟傳》，再到《民國衣冠》、《風過華西壩》，你一直將民國時期的“大師”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為何民國時期大師輩出？ 　　岱峻：對於民國史，我有一個基本態度，即不神話民國，亦不可污化矮化民國。但必須承認，民國文化教育十分輝煌，這就產生了今天眾所周知的錢學森天問。民國時期大師輩出，我想主要因為： 　　首先，黨化教育對文化教育的影響有限，執行力很弱，這給了學術自由有充分的成長空間。民國時期的大學大多體現了教授治校的方針。國內幾乎所有大學，都設有教務委員會，成員全都是教授，由他們來確定課程和管理學校。為這本書收集資料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日記和史料中在提到某一位教授的時候，都是這麼說的：××，××大學××專業教授，兼任××系主任或院長。大家都喜歡把教授的稱謂放在前面，而把行政職務放在後面。因為那個時候不管是學者還是官員，看重的是學術頭銜，而非行政虛名。 　　其次，大師層出不窮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族主義。從鴉片戰爭開始，到“七七事變”爆發，那代知識分子遭遇了國破家亡、流離失所的不幸人生。一次次奇恥大辱，一次次民族危機，燃點起他們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普遍焦慮。於是他們自覺地把救亡圖存當作責任，把學術報國當作目標，把國家民族的崛起視為理想。舉個簡單的例子，當時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就說過：“我們抗戰，是武力對武力、教育對教育、大學對大學，中央大學所對著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最後是學術的活躍，一是西風東漸，廢舊學開新學以後，傳統與新學的激蕩對抗辯駁，就像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產生很好的動力。 　　作者：嚴友良　2013-07-19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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