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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高玉倫親戚“大義滅親”

http://www.CRNTT.com   2014-09-15 11:24:19

但假如高玉倫回到的是自己的家呢？ 　　假如，高玉倫回到自己的家，他的兒子該“大義滅親”嗎？ 　　高玉倫在逃跑中，曾給自己的兒子打電話，作一個假設，如果高玉倫回到自己的家想吃頓飽飯，他自己的兒子又該如何選擇？如何面對這強烈的法律和倫理衝突？ “親親相隱”有其價值 　　以大義滅親為題材的連環畫曾非常流行，人們對此往往不認同 　　在許多人看來，面對這種情況，“親親相隱”這種孔孟時期就傳下來價值取向是應然的選擇。認為強迫犯罪人的親屬中的知情者來舉告其罪行，這必然會破壞人與人之間最為真誠和可靠的信任與關懷，進而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造成可怕的隱患。面對犯罪的親屬，盡己所能為其隱匿罪行、擺脫刑罰，是人之天性使然，中國古代的法律對此往往也予以肯定，不予處罰。如漢宣帝地節四年詔令所言，“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而在文革時期，夫妻、父子互相告發的慘痛記憶，也讓人們更理解“親親相隱”的價值，對“大義滅親”則倍感懷疑。 　　在現代社會，這種理念的確也有其價值。不妨看一個具體的案例：一位十二歲的少年，在發現父親有盜竊行為後，毅然向公安機關舉報。父親被逮捕後，少年也同時失去了生活來源，他的母親恨他，把他拒之門外，親戚、鄰居反感他把自己的父親送進監獄的行為，拒絕提供幫助。公安部門只好與當地政府協商，由政府提供他每月的生活費直至長大。由此可見，“大義滅親”往往是有極高成本的，從理性人的角度來說，人們更願意遵循“親親相隱”。 　　但“親親相隱”也只能部分情形下視作權利，不代表不違法，更不可視之為“義務” 　　但必須指出的是，將中國古代這種“親親相隱”的觀念認定為犯罪是當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做法。 　　首先，親親相隱具備嚴重社會危害性這一犯罪的本質特征。親親相隱多表現為給予涉罪親屬出逃資金、提供隱蔽場所或者幫助毀滅證據、處理贓物等行為方式，是積極的作為型犯罪。它無疑妨礙了司法活動的正常進行，導致司法成本增加，案件偵破時間增長，被害人受損的權利難以得到恢復等結果。而被害人的權利長期得不到保護，受損的社會關係長期得不到修復，容易引發新的社會問題。 　　其次，定罪體現了法律對親親相隱持否定性態度。正如有些學者所主張的那樣，親親相隱所反映的畢竟是人性中“損人利己”的一面，作為社會行為規範的法律對其立場本應是限制，只是基於事實上根本無法限制或限制不了，所以只能規定一些不予鼓勵的原則性規定，或者無為一點，不予規定。而不能從無為走向肯定，將“包庇、窩藏犯罪親屬、幫助轉移贓物、偽造證據”等行為合法化。“法無禁止即自由”，如若親親相隱不為罪，等於在鼓勵“損人利己”，鼓勵人性中“惡”的進一步蔓延，進而起到鼓勵犯罪的作用。 　　因此，多數情況下，“親親相隱”都是被視為違法的，而把“親親相隱”視為一種義務，則徹底違背現代的法律觀。 　　那麼，親情、天性的問題該怎麼辦呢？按照現代的法律觀念，親親相隱只能在部分條件下視為一種權利，比如不少西方國家規定可以在親人犯罪的問題上拒絕作證，又比如我國司法解釋規定“偷拿家庭成員或者近親屬的財物，獲得諒解的，一般可以不認為是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酌情從寬。”以及前述的“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作為證人可以不強制到庭作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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