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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月刊：杜甫詩歌在清代台灣的傳播與接受

http://www.CRNTT.com   2024-11-19 00:11:03

3.陳肇興杜詩接受是清代中期以來杜詩接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陳肇興對杜詩的接受具有明顯的自覺意識。如： 　　悽愴杜陵叟，流離遼海客。家鄉在何處，遠望淚沾臆。〔32〕（《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 　　拾橡杜陵叟，負薪朱買臣。悲歌聊度日，不敢怨清貧。〔33〕（《山居漫興》） 　　吾寧學杜甫，悲歌以當哭。〔34〕（《卜居》） 　　狨啼鬼嘯人蹤斷，杜老悲歌空自歎。〔35〕（《相逢行贈曾汝泉》） 　　可見，“悲歌”是陳肇興杜詩接受的指向，正如前引《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序》所說“蓋家國之慨，前後同歸；亦哀怨之音，古今一致云爾”。〔36〕 　　陳肇興杜詩接受還表現在其“以詩紀史”的創作實踐中。除前面所論仿杜、集杜、和杜外，《陶村詩稿》七八卷即為其記錄戴潮春事件整個過程的詩歌合集。如同治二年二月，作詩《花朝喜聞官軍羅山大捷嘉圍以解》：“橫海誰登大將壇，指揮萬騎入羅山。民能死守真知義，賊縱生逃半不還。報國有心欣得間，請纓無路且偷閒。百花滿眼添生意，似為官軍一破顏。”〔37〕清軍收復嘉義，陳肇興心情無比高興。“百花滿眼”二句，狀其欣喜之情，與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絕似。林耀亭《重刊陶村詩稿序》云：“讀至七八卷，覺當日戴萬生之亂狀歷歷如現，可藉以知台灣往昔之史跡。其關係於文獻，固不少矣。”〔38〕楊珠浦《陳肇興先生略傳》亦云：“迨同治元年戴萬生變，先生慨然投筆從軍。彰城陷，隻身冒險，逃入集集。日則奮練強悍民番，援官軍誅叛逆；夜則秉燭賦詩，追悼陣亡將士，語多忠誠壯烈。”〔39〕 　　綜上分析，杜甫詩歌在台灣的傳播始於清代大陸宦台文人，至晚清而表現為台灣詩人的主動接受，其標誌即為李逢時的讀杜詩、陳肇興的仿杜、集杜和次杜以及林豪的集杜詩，其中尤以陳肇興的杜詩接受最為突出。陳肇興組詩前後《從軍行》作於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期間，而集杜二十首、次韻北征作於戴潮春事件爆發期間，背景不同，但忠義之情一以貫之，充分表徵了其崇尚杜甫忠君愛國之情，陳懋烈《陶村詩稿題詞》之二云：“數載書生戎馬間，杜陵史筆紀瀛寰。采風若選東征集，咄咄吟中見一斑。”〔40〕見其“詩史”意義。陳肇興杜詩接受是杜甫詩歌在台灣傳播的重要標誌，反映了杜甫詩歌在台灣傳播的基本面貌。同時，陳肇興杜詩接受還是清代杜詩學盛行的主要表徵之一，是清代中期以來杜詩接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納入其杜詩接受史予以考察。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閩台海疆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1602-1895）》階段性成果，批准號：21&ZD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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