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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經歷 | |
http://www.CRNTT.com 2010-08-09 12:50:14 |
回來的路上,列車到天津已是深夜11點多,找不到旅館,我只好到大舅兄徐少涵的岳父家去住。那是一座三重大院落,他家在最後一重院子。一進大門,就見頭重院的正廳燈光輝煌,大廳的正中擺著一張乒乓球桌,球桌上堆滿酒瓶、燒雞、熏肉、糕點和香煙,很多青年男女都穿著軍裝,戴著紅袖標,有的坐在球桌上,有的圍站在周圍,又吃又喝又抽,狂呼亂叫,還有的男女摟在一起,嘴對著嘴搶吃雞腿,旁邊的人拼命地拍巴掌,醜話臟話不堪入耳,屋子裡煙氣騰騰,煙氣和酒氣直衝到院子裡。大廳裡幾乎鬧翻了天,其它房間裡都黑著燈,寂靜無聲,大概這院裡的住戶沒人敢惹這幫“革命小將”。 到了後院親戚家裡,我問:“前邊院子裡那些青年是幹什麼的,深更半夜的還在那裡胡鬧騰?”大舅兄的岳父是個老工人,無可奈何地說:“都是中學的學生,參加了造反派,整天地到處批走資派、破四舊,見了好東西就拿。到布店,說綢緞是腐朽文化;到了烤鴨店、飯店和糕點店,又說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拿走人家的好東西,還砸人家的店鋪,連對面那家茶莊的茶葉也給搶光了,嚇得很多商家不敢開門。都是十大幾歲的孩子,不好好上學,整天地出去打砸搶,晚上聚到一起,胡吃海喝,什麼壞事醜事都做。總這麼鬧下去,不是把孩子們毀了嗎!” 我的心情也很沉重。 回到農場不久,管教股通知我,撤銷圖書館,分派我和老孫管理澡堂子。我和老孫的任務是,洗完澡後涮浴池,打掃房間,幹部們洗澡的時候還要做服務工作,侍候洗澡的幹部。當時來洗澡的沒有場裡領導幹部,可能他們正在挨批鬥,沒有行動自由,來洗澡的主要是鬥人的年輕人、造反派,他們在澡堂子裡也擺出造反派的架式——霸氣十足,脫光衣服,用手一指:把拖鞋拿過來!就得把拖鞋送到他跟前,不合腳還得給他換。我看不慣這種作風,所以幹部洗澡那天,我大多不去,由老孫支應,有時老孫有其它工作,我也得去。如果指揮我拿拖鞋,我就客客氣氣地說:“那麼多拖鞋,不知道哪雙合你的腳,你還是自己拿吧。”農場的幹部絕大多數都認得我,雖不高興,但一般的都沒有發作。也碰上過脾氣大的,橫眉瞪眼地喊:“你有什麼了不起,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叫你幹什麼你就得老老實實地幹什麼。”逢上這種情況,我並不爭論,推門出去,靠著南墻曬太陽,倒也沒有把我怎麼樣。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可能我的服務態度問題反映到管教股了,一天早飯以後,馮股長來到宿舍,一見我就笑了,說:“怎麼樣,你對現在的工作有些不適應吧。”我沒有說話。 馮股長說:“我們沒有批評你的意思,給你換個地方。從明天起你去六隊,勞動一段時間。以後的事情,到時候再說。” 六隊緊挨著北大港,那裡的熟人較多,白石、李義、吳鹹寧還有和我一起在子弟學校當過教師的寧野等。不過這些人分散在各個班,平時接觸的機會不多。只有李義例外,他常幫隊長辦一些事情,和各班的接觸比較多。我被分配在三班,他來三班的次數格外多。我來六隊那天,是他推著小板車到場部把我的行李拉過來的。到了班裡,他又囑咐三班班長張孝直把我的鋪安排到邊上,免得夜裡睡覺兩邊擠睡不安生。 我在文藝組時多次到六隊來,認識張孝直。這人曾是美國留學生,當過國民黨的空軍駕駛員,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到中學當教師,性格爽直。他笑著對李義說:“你別嘮叨了,老徐的情況我了解,我會安排好他在班裡的生活。” 當時秋收已經結束,轉入冬季勞動,主要任務是送糞,兩個人一輛帶鬥的膠輪板車,把馬厩和羊圈積下的有機肥拉到田裡,送完隊裡的積肥以後,轉到大港裡拉肥。大港裡是一望無際的葦塘,多年割葦子留下的葦茬、零碎葦杆、葦葉和腐爛的葦根積成10至30公分厚厚的腐植層。據場裡農科人員化驗,這層腐殖質的含氮量達50%以上,不管化驗結果是否准確,這種腐殖質肯定是很好的有機肥,特別對農場這種碱性土地,不但有肥效,還能改良土質。當時土地已經封凍,但腐植層很鬆軟,用平鍬切成一塊一塊;貼冰凍的地面一鏟就鏟起一大塊,裝車直接拉到田裡。 幾十輛板車進大港,引起附近居民的注意,有的老鄉找到隊幹部提意見說:“你們鏟去這一層,明年就長不出葦子,大片的葦塘就毀了。”可是當時人們沒有環保意識,隊幹部對老鄉的意見不予理睬。我們當然執行隊裡的決定,照鏟照拉不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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