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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經歷

http://www.CRNTT.com   2010-08-09 12:50:14

韓部長這爆發式的一聲吼，揭發張山問題卻沒來由的給原來的副部長徐逸人扣上一頂反革命的大帽子，使大家一時都怔住了。過了一會兒，就有幾個曾對徐逸人有意見的人，紛紛揭發“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罪行”。諸如：徐逸人態度粗暴，給他匯報工作的時候，動不動就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幾次找文工團女團員打麻將，影響惡劣等等，雖然都是工作和生活作風問題，但都提高到反革命活動的高度。 　　韓部長這爆發式的一聲吼，雖然師出無名，但引導效果是明顯的，我越想越覺得情況不正常。小馬在會上揭發張山的不過是背地裡議論領導的“怪話”，韓部長為什麼發那麼大的火，而且把槍口轉向了徐逸人？是為了保護張山免受群衆的衝擊？不是沒有可能，張山一直是韓部長跟前的“紅人”。張山這人我了解，他並非沒有主見、人雲亦雲的人。他對韓部長的領導也有很多意見，而且語言尖刻，在下邊講韓部長的怪話比別人還“精彩”。但在韓部長面前絕對是謙恭的，韓部長向他布置工作時，盡管有些地方他不同意，但從不提出異議，總是嚴肅地虔誠點著頭，好像他已完全領會，並將堅決執行。所以韓部長一直把張山看成聽話的、得力的幹部。為了保護張山及時轉移群衆的“火力”，不是沒有可能。問題是，為什麼把槍口轉向了徐逸人，而且戴了那麼大的帽子？。 　　徐逸人這個人，在副部長當中比較年輕，恃才傲物，對上對下的關系都不大好，尤其是對上，比如與丁萊夫副主任時常發生碰撞。但像韓部長那樣的老同志總應該知道，“反革命分子”是敵人，這頂帽子是不能隨便扣的。特別是作為運動的領導人，更不能無根據地給人亂扣帽子，否則，就容易形成對運動的誤導。韓部長那一聲吼以後，不少人跟著“反革命分子”徐逸人長，“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短地亂喊叫，明顯地是走火了。 　　當時我是政治部黨支部的宣傳委員，覺得應該向韓部長把自己的看法提出來。我一想到給韓部長提意見，心裡又有些發怵。雖然韓部長來到宣傳部的時間不長，但不多的幾次接觸和過去在韓部長身邊工作的人所說的情況，給我留下較深的印象，韓部長這個人對上、對下是兩副面孔。我這個人說話作事一向直來直去，最怕和這種人打交道，可按組織程序，反映對宣傳部運動情況的意見又不能繞過韓部長。 　　不管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見，還是要說。 　　晚飯以後，酷暑難消。韓部長拿著一把蒲扇，坐在宣傳部辦公室旁邊一棵大樹下乘涼。宣傳部辦公室正在我住所的對面。我來到韓部長身邊，說：“部長，我想對今天的小組會提點意見。” 　　韓部長冷冷地看著我：“你有什麼意見？” 　　我說：“運動剛剛開始，如果沒有什麼證據就說徐逸人是‘反革命分子’恐怕不妥當，特別是你作為運動的領導人，首先給徐逸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更不合適，容易對運動產生誤導。” 　　韓部長的臉色突然變了，厲聲問我和徐逸人是什麼關系。 　　我也火了，反問：“你是部長，你說我和徐逸人是什麼關系？” 　　他又問我為什麼替徐逸人講話。 　　我說：“我不是替徐逸人講話，我沒有這個想法，也沒有這個必要。我是對你和幾個同志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提意見。這次運動是肅清反革命，不能把同志關系和工作、作風問題混淆成敵我問題。” 　　韓部長說現在還沒有給徐逸人做結論，還沒有定性他是反革命分子。 　　我說：“韓部長，你和幾個人喊出來的可是清清楚楚‘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既然沒做結論，為什麼給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韓部長反問我，徐逸人的言行是革命的嗎？ 　　我說：“是否反革命分子是個組織問題，必須有證據，單憑今天大家揭發的那些工作和生活作風問題，能給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嗎？” 　　韓部長語塞，狠狠地一揮蒲扇，讓我不用管運動中的事，還讓我好好想想，准備交待自己的問題。和我預感的一樣，這次說話不歡而散。 　　第二天的小組會，韓部長一反以往的慣例，不是先聽大家發言，而是自己第一個發言，拖長聲調說，有的人剛一回來，就對開展運動的情況橫加指責，指責宣傳部揭發徐逸人的問題是混淆矛盾。小組會並沒有給徐逸人定性，是揭發徐逸人有害於革命的言行。有的人總是錯誤地估計形勢，低估群衆的覺悟，自己跳出來表演，那麼就給他充分的條件讓他表演，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 　　韓部長的話剛說完，就有人喊著要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當保鏢的人站起來。 　　我心裡非常火，韓部長這明明又是在引導，不過是把槍口轉向了我。徐逸人在國內，在朝鮮無法整徐逸人，就找我當替身。可能以為我和徐逸人關系較密切，整我就可以抓到徐逸人的某些東西。我和徐逸人之間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於是我就坦然地說：“是我向韓部長提過意見。”我當然沒有站起來，只是如實地把我參加小組會後的想法和向韓部長提過的意見詳細地說了一遍。 　　我說明情況以後，多數人沒有說話，但有一個人猛地站起來，怒衝衝地質問我為什麼對領導的號召打橫槍，還要我老實交待和徐逸人的關系。 　　這一來，進攻的焦點就點明了。接下來，就有幾個人要我交待和徐逸人的關系，揭發徐逸人的反革命言行。第二天的小組會也是如此。 　　當然都沒有什麼“戰果”，以後改換內容，要我交待歷史問題，包括我的家庭情況、從偽滿到北平讀書的情況、日本投降以後從北平到解放區情況等等。提的問題不少，但這一次的小組會火力並不猛烈，我如實回答以後，幾乎沒有再追問什麼。因為我寫的自傳和各個時期的歷史情況包括證明人，檔案裡都有，入黨以前組織已做審查，沒有可質疑的地方。而且，我的直感告訴我，整我的目的不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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