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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國家命運

http://www.CRNTT.com   2013-01-24 12:19:47  


 
宗法家族裡沒有對個人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的尊重和保障

  主持人:這種文人的想象可能使得我們要轉型道路變得更艱難。我曾經讀到一篇文章叫“孔夫子與投票箱”,作者在文章開頭就呼應了李光耀和金大中在上世紀90年代的爭論。他通過定量分析發現,所謂的儒家價值觀,比如集體主義,精英的統治,對家長式統治的服從,個人服從集體等,這是整個農業文明時期的共同價值觀。我其實有一點好奇的是,如果說農民文明時期的共同價值觀,為什麼在歐洲國家或者是其它國家,他們向現代社會轉型走得比較順利,而中國的轉型就這麼艱難,尤其是19世紀的時候。

  袁偉時:歐洲,特別是西歐,他那個社會就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他本身有一個法治傳統,在英格蘭有一個大憲章,迫使國王簽字承認他們提出來的63條要求,有這個理念。

  主持人:大憲章簽署是1215年。

  袁偉時:其中有一條,就是說我們只接受接受法律訓練的法官的審訊,這一條在中國傳統裡面沒有的。另外,他裡面很重要的內容就講到國王承認各個口岸,各個地方,各個城鎮裡面的權利,國家是保證的,承認的。中國根本沒有這一條,有人就講我們家族,中國的家族也是自治的。他沒有研究家族史,我們家族史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把整個社會的統治思想,三綱五常的統治思想具體落實到基層,要是違反三綱那是要處理的,甚至可以處死。你觸犯尊長或者是父母,祖父母,這個處死是正常的,不用追究任何責任的。同時我們這個家族制度裡面有一個要害,是不承認個人的財產私有。一個現代社會,假如沒有個人財產私有制,假如沒有個人的公民權利的保障,還是受宗法專制的束縛,整個社會是沒有辦法轉型的。

  特別是假如沒有一個地方自治對抗專制的國王,那市場貿易,市場經濟要充分發展,也是不行的,我專門寫過一部書《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裡面就講當時做生意,從江浙一帶到現在河北,更不用說到遼寧做生意,那是非常困難的。這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傳統,所面對的現實。現在有些人異想天開,說我們要恢復家族,作為一個公民社會的形式,現在在自由稍微有所擴大的情況下,有一些家族的聯誼,宗族的聯誼,我感覺這個很正常,但是這與我們所理解的公民社會有很大的差別,不是真正從利益上,從根本的觀念上,維護我們的共同利益,維護我們共同的觀念。所以我想這跟現代的公民社會有很大的差別,如果我們在經濟上,市場經濟不能得到充分發揮,在社會層面上,公民的權利又不能得到充分的保證,那在這樣的時候我們要實現現代化轉型是非常困難的。實踐證明是一再失敗的,所以這些想象的東西不要太多。

  主持人:也就是說,家族無法成為公民社會的根基,公民社會要開放,要多元,要有個人的自主性。但傳統的家族對個人自由的控制是很厲害的,這其中首先需要有個人財產權利的自主。

  袁偉時:這是最根本的一條,市場經濟能不能得到順暢的發展。這個是一個最根本的,因為個人的自主,要有一個經濟基礎,假如個人的獨立自主沒有一個經濟基礎,那是很難長久維持下去的。

  主持人:也有人說,中國社會無法完成這樣一個轉型,跟中國是一個泱泱大國,小農經濟比較自足有關。袁老師,您本身是學經濟的,中國在前現代社會也有比較繁榮的貿易往來,我們知道晉商、徽商都是非常厲害,為什麼中國當時經濟發展不夠,不能夠支撐社會的轉型呢?

  袁偉時:我們有晉商、徽商,但是這是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為什麼不能向現代社會轉型,假如你要經營人類的傳統經濟,你可以有自由。但是傳統社會跟現代社會有一個大的差別,他就要有一個現代的經濟形式,現代經濟形式,比如現代的交通,現代交通在中國就受到很大阻礙了。當時廣東商人,19世紀60年代就申請造輪船業,感覺應該學西方用現代的輪船來取代原來的木船運輸,對中國更有利,官府就不批准,甚至19世紀的90年代,湖南商人買小火輪,從湖南開到漢口,也不批准。到後來整個輪船業,大家都感覺到很有利,美國人可以在中國辦現代交通,中國人就不行。

  中國商人只好變成假洋鬼子,投資到外商,或者用假招牌,找一個外國人作為法人代表去登記,就可以,中國人就不行。

  這樣情況下你怎麼樣能夠發展起來呢?除了這個以外,所有其它的企業、紡織業,當時最大的對外收入,中國赤字最大的其中之一是紡織業,民間老早就想自己辦紡織業,但是官府就是不批准,所以中國發展不起來的關鍵在於什麼東西呢?在與官府是前現代的,沒有得到改造,就相當於我們改革開放前,我們就搞計劃經濟那一套,市場經濟就是發展不起來。所以為什麼中國不能轉型,就是這樣,他沒有像西歐那樣充分保障公民的經濟自由,你有錢,你不能自由經營各種企業,你那個錢意義就不大了。但是中國恰恰是這樣,所以有了錢只好買土地或者變為黃金、乃至銀元埋起來,埋到土地裡面去,這是很愚蠢的,但是這個愚蠢源自當時的經濟和政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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