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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立憲之殤：梁啟超與他的“自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4-04-27 09:03:23

何懷宏：學術不誠影響康有為政治實踐 　　何懷宏(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拿康有為、梁啟超相比，梁在思想原創性、體系一貫性的堅持方面都不如康有為。前幾天我看到李澤厚有一個訪談，談到康有為，談到中國式自由主義以康有為為代表。但如果我們不僅考慮思想史，也考慮制度史、實踐史的話，會發現有不少問題。 　　當然康有為的學術思想自有其重要意義，但在戊戌變法那一段期間，其思想學術可能不是他改革實踐的助力而反而是阻力，他的“今文公羊之說”、“孔子改制說”，讓很多人懷疑他，哪怕是對政治沒有太多興趣的學者，覺得康有為在學術上有不誠、不真實，或者說太大膽乃至狂妄的地方。中國很多官員也是學者，是連在一起的，對他有所懷疑。而學術思想上的不誠也影響著他的政治實踐。茅海建在戊戌變法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像康有為的《我史》，25000字，他寫了80多萬字的箋注，今年剛推出的一本關於《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也是厚重之作，他是很好的歷史學家，不是考慮思想的影響和效用，而是首先求真實，比如這些奏稿到底是不是你寫的，張之洞請誅六君子到底是不是真的，這些就要求考證清楚。 　　這讓我回想起16年前，也就是1998年開了一個紀念戊戌變法一百年的會議，當時我提交了一篇論文是關於“戊戌變法的兩個源流”，其實是兩個路向或路線，是讀陳寅恪回憶其祖父陳寶箴他們當時的一些觀點而來的，還有中研院近代史集刊的一些考證，讀的感覺和史料印證認為確實有陳寅恪所說的有兩個路向：一個是以陳寶箴、張之洞為代表的變法路線，還有一個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變法路線。康有為的路向跟陳寶箴、張之洞的路向不一樣，他更多是文人、思想家、言論家，帶有文學風格。如果現在看《舊制度與大革命》，講到文人浪漫主義者，跟他們有很多貼切的地方。 　　如果我們簡單說“戊戌變法注定失敗”，這個結論肯定下得太早，當時其實潛存著好幾種可能，雖然也不是說必定會成功，但從1895年開始的自強運動或者“自改革“是有可能成功的。可惜當時的君主不是很有經驗，又沒有來得及任用富有政治經驗和改革思想的重臣，而多是采納了一些缺少實際政治經驗和歷練的言官的意見。還有康有為在裡面的一些奇怪的做法，以及後面很激烈的反應，我們會發現沒有多少政治經驗的人才會這樣做，包括最後這樣一個結局，具體不多說了。康的作用用汪榮祖的話說是打開洪水閥門，“欲栽變法之花，卻無心插了革命之柳”，他有機會主義思想，加上自己的教主和領袖欲。這當然會得到一些忠實的追隨者，但也容易樹敵很多。如梁啟超所說的“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堅毅也”，這有他的優勢，“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有然，其在學問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數崛起一時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建實之基礎者亦以此。”這後面有相當急迫的心態，包括康有為的弟弟批評他的哥哥“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動太大。”這都是有的。 　　這種氣魄除了個性原因之外，在思想上是來自什麼？我認為是來自一種政治上的完美主義。他心里深處還有一部《大同書》。他很急切，希望畢其功於一役，而且功成在我。而具體到戊戌變法的直接教訓是：首先，思想家、言論家、政治家應該是各司其責。其次，那怕在一個不得不變，不得不改的社會里，哪怕只是為了改革的成功，所使用的手段也還要注意誠實、穩健和乾淨，何況是在當時中國那樣一個傳統上重視道德的社會里。再次，改革不能不注意民風世習，注意新的力量，包括逐步的教育和訓練，打擊面也不能太大，不宜激化矛盾。 　　所以，我覺得康有為可以說是“中國激進之第一人”，雖然他後來很快就顯得保守了。他的堅持一貫還是相當令人尊敬。但可能正是由他，或者說由戊戌變法的失敗開啟了20世紀的百年激蕩。當然，後面還有改革機會。歷史不是命定的。改革那條路後來事實上沒有走通，但不是說注定不能走通。歷史的可能性不是只有呈現為“現實”的唯一一條路。就像現在我們有一種說法，其他東西我們都試過了，所以只能走後來那條路。但我們真的試過了嗎？或者恰恰是被後來那條路人為和強力地打斷了？德國一次大戰後魏瑪民主似乎是失敗了，但後來德國二戰以後還走那條路不是走通了？有些事情需要時間，需要堅韌的努力和耐心，甚至愈是好的事情愈是如此，太快得到的東西常常不是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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