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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如何避免“官員不作為”現象

http://www.CRNTT.com   2014-11-11 11:23:48  


 
  再次,官員任務導向的轉型,即從以前的經濟指標的單一目標,轉型成為多元目標。這種轉型也使得很多官員不知如何行動。學術界已經發現,中國的體制在實現單一目標方面,具有強大的能力。以往的GDP主義,就是這樣一個單一目標。當然,追求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目標,對各級官員和政府來說都是正面的,因為大家都可以獲得利益。現在,政府官員的目標多元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不再追求GDP指標,但其他的指標例如環保、社會滿意度等多了起來,無論是體制還是官員,都表現出劣勢來,很多人不知道做什麼,怎麼做?

  第四是來自民意的壓力。因為腐敗等因素,今天的中國,政府官員和老百姓之間互信極低。從前的一些改革,不僅沒有給大多數老百姓帶來利益,反而損害了他們的利益,老百姓因此不信任政府官員。在人民不信任官員的情況下,官員就無法作為。有些地方,政府官員也是想做一些好事情的,但老百姓不相信,一些改革舉措,一旦出現來自社會的壓力,政策就縮回來。民意的壓力也來自今天中國社會利益和聲音的多元化,做什麼樣的改革,總會出現阻力和反對者。尤其是在社交媒體時代,反對者具有了強大的動員能力,聚集足夠的反對聲音,甚至挾持改革方案。

不作為具有嚴重惡果

  所有這些因素導致了官員的不作為,具有嚴重惡果。從經濟上說,如果官員不作為,中國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二戰以來,全球只有十多個經濟體逃避了這個陷阱。這大部分是石油國家,其餘的就是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有作為的政府,配合市場的作用,是東亞經濟體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條件。人們因此稱東亞模式為發展型政府。無論是產業的升級、環保的改善,還是中產階級的塑造,不僅僅是市場的行為,而是和政府的作為密切相關。中國政府在整個改革進程中,扮演了類似東亞經濟體那樣的角色。如果政府轉向不作為,必然影響向高收入社會的轉型。

  其次是社會治理問題。日本是一個不需要政府的社會。前些年發生地震、海嘯、核洩露三大災難,日本政府不作為,但社會是有作為的。社會自身維持秩序,有效救災。這些年的災後重建,社會力量也在扮演主要角色。歐洲社會也差不多,因為預算原因,政府關門一段時間沒有什麼問題,社會還是運作良好。但中國社會力量至今仍然發展不起來,政府又開始不作為。政府不作為早些年已經顯現,例如政府不是通過社會改革來緩解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矛盾,反而是通過過度使用專政工具,即維穩體制,來強行維持社會的穩定,結果導致了更大的不穩定。儘管現在在糾正這種情況,但要社會具備自我治理能力,還要走很長的路。一旦政府不作為,社會本身無能力作為,國家有可能陷入失序狀態。
解決和克服政府不作為的問題,必須涵蓋如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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