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屏東的記憶 | |
http://www.CRNTT.com 2020-06-04 00:02:00 |
作為歷史學家,胡適對東港事件和“二·二八”事件都很關注。1953年1月6月,胡適在“台灣省縣市文獻委員會茶會”上說:“二二八事變是一個不愉快的事情,但其造因如何?經過如何?也不能不討論這個問題,但討論這個問題,要避免有主觀見解,能够顧到客觀環境。關於二二八事件的事情,就有許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不便用,但總要盡量保存這個史料,并發表其可發表之資料,以留真相”(引自童怡《現階段的文獻工作》,載《台北文物卷》第5卷第4期,1956年6月30日出版)。1959年2月17日,胡適在給台南名人韓石泉的信裡表示,希望從“更多、更詳細的自傳文字”中“更明白當年東港事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轉引自胡頌平:《胡適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版)。 說來令人好奇,時至今日,東港事件近乎不被人記得、不被人說起,而“二·二八”事件則幾乎成了“100年也談不完的話題”;知郭國基因“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衆,而知其為東港事件吃苦者尠。所以然者何?政治偏見使然也。如胡適當年指出的,因某種“主觀見解”而使“許多資料不能用、不敢用或者不便用”。吾人於此還要指出,基於為當局(包括日據台灣當局)辯護或辯解的“主觀見解”來處理資料,造成的是個體乃至群體的選擇性記憶。台灣史研究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作者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