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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對一二八事變日軍侵華的態度有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3-04-14 10:26:46  


 
  在這個“微妙”時刻,面對這位日本好友的邀請,魯迅同意了。“晴。下午全寓中人俱遷避內山書店,只攜衣被數事”(魯迅日記),“在這樣形勢之下,30日下午,我們僅僅帶得簡單的衣服和幾條棉被,就和周建人家小連同我們的共十口人擠在書店的一間樓面上,女士、小孩和大人一起過著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戶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的時日里度過了整整一個星期,到2月6日舊曆元旦才得遷避到三馬路去。”(許廣平)原來魯迅一家在內山書店是這個“待遇”,原來魯迅先生在這個“待遇”下是那麼平靜。

  這裡給大家介紹一下內山書店的位置,這是這麼多年來大家一直忽略的一個問題,上海多倫路,呈L狀,東端與南端出口均與北四川路相接。快到南端出口時,路西首先搶人眼球的是一座中國廟宇式的基督教堂鴻德堂,北邊緊挨著它的———就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內山書店”。而它正對面的一路之隔就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大樓。戰爭爆發後,當時基督教堂的蔣姓牧師及布道蔡某一家,為接待鄉下來的教友沒有離開,竟慘遭日本殺害,僅蔣牧師的小女兒因在友人家而幸免———現在這個樣子,當然也可理解內山一家是為魯迅一家安全起見,也可理解魯迅一家是為避免牽連內山的好心而顯得那麼平靜。

  魯迅自此到3月19日才恢復記日記。19日那天日記的最後一句是“夜補寫1月30日至今日日記”,可如今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日記,躲在小樓上的那幾天,魯迅就用了兩個字“失記”。以魯迅的記憶,怎麼會失記呢,何況那幾日對中日關係是那麼關鍵,難道黑暗中什麼也看不見,難道黑暗中大人小孩一點異樣都沒有,難道黑暗中自己的心理活動也被黑暗遮掩了?

  可許廣平看見了,後來也如實寫下了:“這裡我們看到內山書店中人忙亂不堪;日本店員加入了在鄉軍人團做警衛工作,店內不斷燒飯制成飯團供應門外守衛的軍人進食。我們則呆蹲在樓上度日如年。而耳邊的槍炮聲,街頭沙袋的守衛踱步聲,以及隨時有巷戰可能的,緊張的,默默無言的,然而又互相領會其情的,卻又不便深問的情緒雜然糾纏在一起的難以名狀的味道,卻真是不好過極了。”在這種情況下,躲避、恐懼是人之自然反應,能夠理解也應給予理解,但面對內山書店一幹人對戰爭的態度與支持,魯迅怎麼能那麼“平靜”?用“失記”二字只能說明,魯迅對自己所目睹的一切採取的是有意回避,抑或出於無奈的心情?否則的話,那就是魯迅真的平靜了,或者說是太平靜了。

  自由出行與活動

  當年就曾有人指責內山是一名日本間諜,雖然書店位置和上述表現不能決定或者說明一切,但這些不能不讓人起疑。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駐租界,原英、美等國的企事業被日軍接管,內山完造奉命接管南京路160號的中美圖書公司,如果與侵華高層沒有良好關係恐怕不可能得到職位與惠顧。許廣平先生後來的《魯迅回憶錄》說得倒也實在:“魯迅在中國反對反動統治,反對蔣介石政府的殘暴統治,日本軍國主義者從旁看來,可以看作與已無關,甚或在侵略中國的旗幟下,他也可以利用中國人的反對蔣介石而取而代之,這時沒有什麼矛盾,內山先生的支持魯迅活動,在這一意義之下,可以獲得日本政府的諒解的”;“內山既是商人,雖身在中國,其一切行動態度還是聽命於日本當局,否則以‘非國民’三字來加罪於他,這一點魯迅亦深懂得的”。

  可能真的如此這般地呆在小黑樓上太感屈辱了,再加春節來了,魯迅及周建人兩家加上女工一共十人在一個星期過後,也就是2月6日(春節)那天搬走了。但仍然是住在內山書店里,只不過由總店搬到了四川路福州路附近的中央支店。直到3月13日因周海嬰出疹子才移入福建路南京路附近的大江南飯店。

  在這裡,條件並沒有得到改善,“曇。下午全寓中人俱遷避英租界內山書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臥”(魯迅2月6日日記)。

  到3月13日,下了三場大雨雪,這種情況下,日子自然不好過,魯迅在日記中不由得感嘆:“大冷。”應該說周海嬰的疹子就是在這樣封閉惡劣的小環境中焐出來的。

  雖然如此,畢竟擺脫了前期險惡環境,天晴的白天,也能夠相對自由地出行與活動了。魯迅這段時間曾同鬱達夫、王映霞夫婦往還,鬱達夫夫婦曾來拜訪並贈幹魚、風雞和臘鴨等;寫信給在司法界任職的陶書臣,保釋因借住許家的陶思瑾(陶元慶妹妹)和劉夢瑩之間人命案受牽連的許欽文,3月19日許欽文交保釋放;回信答覆母親等人對其兩家安全狀況的詢問。特別是許壽裳,曾電在滬的陳子英探詢魯迅的安危,陳子英一時找不到魯迅,只好登報找尋。魯迅看到後,2月21日下午和周建人一起看望陳子英,並給許壽裳回信,“此次事變,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線中,血刃塞途,飛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於2月6日,始得由內山君設法,攜婦孺走入英租界,書物雖一無取攜,而大小幸無恙,可以告慰也”。魯迅的信寫出了他對這場日本人製造的事變的意外,印證了居所曾遭槍彈洞穿,但也有所“取舍”,沒有寫明中間整整一個星期在內山書店的躲避以及所看見的一切,這個沒寫明也與日記所記作了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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