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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腐敗也很嚴重：權錢交易普遍存在

http://www.CRNTT.com   2012-09-08 09:49:19

“文革”期間，大隊開始有了手扶拖拉機。當手扶拖拉機買回時，頗引起些興奮和議論。這是那時農村擁有的最現代化的東西了。“文革”期間，每個大隊都辦起了所謂“林場”。 　　我們那裡並非林區，充其量有些丘陵。辦林場的目的，我以為其實是為了把分散在生產隊的下鄉知青集中起來，由大隊統一管理。下鄉知青分散在各生產隊，問題太多。而要把全大隊的下鄉知青集中起來，就得有個依托。林場，就是這樣一個依托。全大隊的下鄉知青都集中到林場，大隊派一個人當場長。這實際上是把下鄉知青與貧下中農相分離。林場裡的知青，在場長帶領下，除了種樹，也種些瓜果之類。當大隊有了手扶拖拉機時，大隊書記便派拖拉機，把林場出產的東西，一車一車地往公社書記家拉。那時，大隊也沒有什麼集體經濟，弄台拖拉機，其實是沒什麼用場的。用它來送禮，就是最大的用場了。 　　1984年問世的阿城小說《棋王》，其中的上海知青倪斌，為了能“上調”到地區文教部門，把祖傳的一副明代烏木棋送給了地區文教書記。這還不夠，倪斌還寫信回家，叫寄些字畫來。說“文革”時期沒有腐敗的人，其實只要去問問那時的下鄉知青，就會知道自己有多麼荒謬。下鄉知青日間思、夜裡想的，是“上調”。“上調”的名額非常緊張，競爭是很激烈的。要得到這寶貴的名額，就得“送”，就得比別人多“送”。至於女知青，有時還得把自己的身體向那手裡有名額者“送”。女知青被糟蹋的事，其實也有許多文學作品寫到了。即便不是為了“上調”，即便僅僅是為了平時所派的活輕一點、所受的待遇好一點，也得“送”。家庭條件好一些的知青，可以常常請假不出工，就因為“送”得多。尤其是可以三天兩頭回家。如果每次從家裡回來，都能“送”上可觀的孝敬，當然是回得越多越好。我見過“下鄉”幾年卻幾乎都住在城裡的知青。每年來一兩次，住幾天又回，卻比別人更快地“上調”了。那原因，是盡人皆知的。 　　1972年，福建莆田的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知青在農村的生活狀況。這是“文革”期間的著名事件。李慶霖信中說:“在我們這裡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煉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說“文革”期間沒有腐敗的人，為“文革”大唱贊歌的人，動輒說別人把“文革”妖魔化。難道他們不知道李慶霖“告禦狀”的事？難道他們沒有讀過這封信？李慶霖就是吃了再多的豹子膽，也不敢對毛澤東說謊吧？ 　　對“文革”的美化之所以幾乎成為一種潮流，原因是多樣的。這裡難以細細分析。只說一點，那就是“文革”的真相被揭露得太少。歌頌“文革”的言論享有無窮的空間，想怎麼歌頌就怎麼歌頌；揭露“文革”、批判“文革”，總是受到限制、壓制。———那些對現實不滿的“文革”歌頌者，至少應該感謝“現實”給了他們盡情歌頌“文革”的自由吧？ 　　作者：王彬彬　本文摘自《隨筆》2010年第1期，原標題為“回首“文革”說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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