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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與中國城鎮化進程之比較

http://www.CRNTT.com   2013-11-20 14:28:37  


 
制度的分離和地理的分離:移動農民工體制的雙重分離 

  沈原: 我有幾句話要說,來這裡主要是:第一,秦輝是大明星;第二是劉瑜。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的教授們提出這麼多令人瞠目結舌的改革建議,不可小覷。

  看《南非的啟示》特別看重後半部分,即啟示的部分。我長期做農民工研究,覺得秦輝老師講的流動工人這一塊對我特別有啟發,所以我說三點:

  第一,剛才華生提出比較的問題,那是從經濟學角度來說的,比較資源當然不一樣了;比較人口,我們有十幾億,南非有五千萬;比較人民構成,我們以為中國現在的農民工生產體制有多獨特,其實歷史上低人權國家都幹過這事,這是我說的第一點。

  第二,在秦輝老師寫這本書之前,1975年、1976年,美國勞工社會學家專門寫了一篇《移民工生態》,他研究的也是南非,並把南非和美國加州農業工對比。今天秦老師從我們的角度出發,會發現這樣的移民工體制至少具有雙重特點:造成雙重的分離,即制度的分離和地理的分離。制度分離又分成兩點:一是勞動力在生產模式上把維持和更新這兩部分分開了,給你的錢就是維持的錢,再生產的錢養育子嗣,贍養父母,兒子要上學,老人要醫療,在南非放在黑人家園,在我們這裡放在農村。這是一個再生產的模式分離。二是家庭的分離和地理上的分離。秦輝這本書提出特別重要的觀點,即以地理上自然條件的分離來掩蓋制度安排上的分離,要命的是制度安排上的分離。另一個由此造成的移民工,在南非是黑人礦工,在中國就是農民工,造成他們的雙重依賴,他們既依賴留住土地的經濟安排,也依賴在農村的經濟替代。造成二重分離、雙重依賴,最主要的力量是國家,是國家設計的制度安排;基本的一個方向其實就是沒有給這些人(中國的農民工和南非的黑人)以基本的民權,特別是社會權。秦輝老師站在勞工社會學角度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新生代農民工的抗爭將走向一條不歸路 

  但我覺得我們現在農民工生產體制到了危機的時候,到了一個有激烈衝撞的時候,所以秦輝老師提出“南非的啟示”具有一定的緊迫性,怎麼講?有兩點:第一點從我們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來看,發現出現了三個特點:一是短工化,跟他的父母不一樣,他的父母出來打工是求一個穩定,在這期間城市對我的侮辱和壓迫都不介意,到春節時帶著錢回家,給家裡蓋房,給兒子交學費,給父母交醫藥費。現在新生代的農民工不一樣,我們今年做了兩千份抽樣調查,發現他們就業出現了“短工化”的趨勢,最長的是6—8個月,一定要換工,在現行體制下不像其父母那樣一忍就忍11個月、12個月。二是組織化,新生代農民工比他們的父輩更看重組織,組織有三種方式:一種是非正式的,通過非正式關係組織起來;一種是公民社會,公民組織,很多公民組織都建立在工廠委員會;一種是他們特別看重企業工會,中國的企業工會跟美國不一樣,美國當年建企業工會是美國工人自主的工會,我們現在的企業工會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特別希望在工廠當中有一個制度安排來表達他們的訴求,而他們認為現有的工會基層安排、基層組織還在過程中。三是抗爭性質發生變化。他們父輩抗爭是現行抗爭,即工資不給我就抗爭,年底之所以有很多農民工討薪是因為你不給我工資。新生代農民,從2010年5月以後越來越看到工廠的利潤年年增長,而我的工資卻不增長,一旦提出這種要求,工人抗爭就走上不歸路,以前的個案可以解決,總理出面就能解決。現在解決不了,農民工這三種不同的趨勢,與中國農民工生產體制、秦輝老師筆下南非工人體制發生衝突。

  我現在說的新生代農民工又是一個複雜問題,從生理上斷定是80後、90後,但農民工絕對不是一個生理概念,而是社會政治概念,什麼意思?他們和農村關係不一樣,很多人是在城市生長的,不會幹農活,到現在為止他們是無地農民工,不再分給他們田地。第二是和城市的關係不一樣,他們不把自己定位為城市的匆匆過客,他們認為這就是我的發展空間。第三和國家關係也不一樣,他們有很多公民權要求。所以我說新生代農民工登上歷史舞台的標誌是2010年5月富士康的13跳和廣州新生代農民工罷工。仔細看前前後後,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體的已經起來,他們不滿意現在農民工的生產體制,於是產生了緊迫性。所以秦輝老師覺得第一個緊迫性在這兒。

  第二個緊迫性據說是三中全會要做土地流轉。土地流轉對於新生代農民工有什麼意義,對於家庭有什麼意義,即經濟替代沒有了怎麼安排?我覺得秦老師的書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僅是講南非、講更遙遠的黑人國度,其實說的就是我們自己。所以我來參加這個會,希望透過秦老師啟發我們去想新生代農民工問題。

  最後,假如秦老師能進一步努力,雖然您不是研究南非的專家,但可以從一個角度去做,即他們怎麼解決這些問題:是不是曼德拉上台了,把問題解決了,不再有種族隔離制度,也不再有像候鳥一樣飛來飛去的移民工問題,他們解決得怎麼樣,這些東西對我們有啟示我覺得是最重要的。總的來說,這件事非常急迫、緊迫,需要學術界對相關經驗進行研究,需要我們對很多現實進行調查,需要我們該說話時要說話。我的匯報完了,下面有請榮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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