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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與中國城鎮化進程之比較

http://www.CRNTT.com   2013-11-20 14:28:37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取決於兩個解放:農民工和土地制度的解放 

  榮劍: 你講得非常好,我接著講一下,秦輝的書我仔細看了,對於南非情況,我跟在座很多學者一樣沒有進行專門深入研究,但是對於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制度安排非常感興趣,年初寫過一篇關於歷史的真相與和解的文章,舉了三個案例:一個是韓國的,一個是中國台灣的,一個是南非的。對於歷史問題的處理我提出四個原則:一個是真相原則,二是賠償原則,三是和解原則,四是憲政原則。今年去韓國看了“5·18紀念館”,回來寫了一篇文章,下面要去台灣地區。秦輝這本書補充了我知識上的缺陷,對南非的經驗有系統的闡述。

  秦輝的價值立場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這幾年反覆講低人權和負福利制度安排下的經濟高速增長,我非常贊同他的觀點。中國經濟匹配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按照張五常的說法,“中國做對了什麼?”經濟的高速增長肯定和制度安排合理有關,如果沒有合理性怎麼可能發展得起來?所以“中國做對了什麼”成了一個流行的說法,包括周其仁寫了一本書《中國做對了什麼》。對於“中國做對了什麼”,張五常有兩個解釋:一個解釋是他80年代的說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引進,這是最重主要的;二是提出限制競爭說。限制競爭是一個弊端,政府的競爭所導致發展的整個舉動。這個解釋我認為站得住腳,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因為中國的發展個取決於兩個“人治”,一個是市場的人治,一個是政府的人治,這兩個人治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到了2010年或者2011年以後,大家感覺到中國模式發展有許多問題,需要重新解釋。華生寫了一本書,我贊同他“中國還沒有做什麼”的說法。從“中國做對了什麼”到“中國還沒有做什麼”可以看出現在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

  秦輝所提出的南非情況,聯繫中國實際情況來看,會發現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取決於兩個重大要素的解放——一個要素是農民工的問題,農民身份的轉化問題,農民進城了;一個是關於土地制度問題。土地制度的轉換,由集體土地實際上是農民的土地成為國家的資產。這兩個要素的解放,給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而怎麼來評價這個狀態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它的不合理性、對農民盤剝是另外一回事。如此就面臨著秦輝這本書所提到世俗判斷和價值判斷的衝突問題,秦老師在書中提到自己跟楊立華老師說的在事實判斷上不一樣,價值判斷上是一致的;跟姚洋在事實上判斷上是一致的,在價值判斷上是不一致的。這種情況實際上是你們在個別對話中所出現的問題,我認為是整個知識界對一個相同事實狀況的評價。對國家主義者來講,包括華生的一些看法,認為農民工制度不僅是福利問題,而且是負福利問題,同時要解決由於遷徙所帶來的巨大能量,包括土地問題,都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這的確是一個核心要素。如果沒有這個情況,如果在80年代就解決土地轉換問題,即土地權利歸農民所有,中國的經濟也能發展起來,但達不到這個程度,因為整個公共產品沒法通過國家所掌握的資源獲得巨大的國家利益。這樣的話,我們對土地和農民這兩個生產要素的解放,會有一個不同評價,對國家主義者來講這是一個必要條件,需要這麼一個情況。如果沒有這種情況,沒有農民做出巨大的犧牲,中國沒有發展,有發展也達不到今天的程度,這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近30年所形成的生產配置的資源方式,解決了一大部分農民工的身份轉換 

  我考慮這個問題跟秦輝完全批判性視野有所區別,秦輝完全從低人權角度,帶有一種批判性的、價值質疑的角度出發。而我因接觸的朋友都是資本家,他們的“富”也是在這30年內解決的,原來沒有任何資源、沒有任何背景,像紹興的一個人初中畢業,現在是幾百億的身家。這需要解釋,中國制度安排,我認為在歷史上,如果再說遠一點,有三個制度來解決:一是頂層流動渠道,這個渠道是自漢以來打天下坐天下,秦老師研究歷史都知道,解決了身份轉換,這是一個。第二是科舉制。第三是這30年所形成的生產配置的資源方式,解決了一大部分農民工的身份轉換。這種轉換之巨大是世界難以想象的。

  某次論壇上,尹明善講,“我到美國去,他們問我財富積累需要多少代人,我說20年。”他們很驚訝“20年!那你們的制度安排很好。”這就講到張五常那裡去了,他們說中國經濟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經濟制度。除了從勞動角度來說,從價值實現來講,這種制度安排不僅是權貴資本不當攫取利益、資產不斷龐大的過程,同時也是民間力量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

  這個制度安排出現了什麼樣的格局?民營經濟所占的比重解決了就業的問題,包括馬雲、李彥宏以及很多地產商。從量的比例上來看,我認為民營這塊更大一些。這是我們評價這30年經濟發展,這種經濟模式必須考慮的一個事實狀態。這有可能是我跟秦輝之間的差異,這個差異不完全是看問題的局限性、不正當性、非法性,而是在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社會進步。

  當然說到階層固化問題,現在的富二代所出現的亂七八糟的事情很多,但還只是比較少的一部分,大量有幾百億身家的,他們在整個過程中,按照東亞企業家的傳統經營模式處理他們的財富,會自然解決,包括錢多以後會調整自己的道路。我現在有一個判斷,民間道德水平遠遠高於官家,這是毫無疑問的。民間的道德自我修復能力還是存在的。

  秦輝所說的領域——低人權負福利的制度安排。我認為整個社會到2012年才突然意識到這個國家是有問題的,這個發展是有問題的。所以從我的感受、判斷上來講,我認為2012年是觀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時間之窗口,在這一年大家突然恍然大悟:發展有問題,需要調整。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南非問題,他們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所有制度安排能不能移植到中國來,我抱很大希望。剛才錢老師也講了中國沒有曼德拉。南非的轉型與曼德拉這樣前所未有的、在全世界享有廣泛聲譽的政治領袖、有一個非國大的組織在那裡安排有很大關係。韓國也是這樣,在整個轉型裡,金大中用5年時間就把舊制度顛覆掉,這得具有多麼大的領導力。公民社會的人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包括佛教都走上街上去,最多時有上千人上街,5000名教徒簽字。說得極端一點,自焚的有20人,也有剖腹的。這種公民個人與公民社會的建設,包括政治團隊領袖巨大地推動社會轉型。台灣地區更不用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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