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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的當代困境

http://www.CRNTT.com   2013-12-09 15:26:19

學術研究與文化產品 　　《紅樓夢學刊》第一輯發行8.5萬册，第二輯11萬册，但第三輯後，銷量逐漸下滑。在當時，這未必是由學術質量引發，更大的可能是，讀者發現《紅樓夢》研究，並不是他們想象或習慣的那樣了。 　　自流傳時起，讀《紅樓夢》可能就有兩套系統：“引車賣漿者流”的普通人往往滿足於故事層面，而文人學士則更樂於在虛實掩映草蛇灰線的敘事中，衍生種種智力遊戲；在衣食起居器物儀制的細節中，發現種種文化意蘊。在清代李放的《八旗畫錄》中，便記載“光緒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讀之，自相矜為紅學雲”，頗見知識分子的自矜自許。 　　也因此，《紅樓夢》在民間的傳播，除了小說本身，依靠的是戲曲、評書、影視作品等強調故事性的文化產品，與研究作者、版本、家世、探佚的紅學實為殊途。而索隱與考據再頡頏，也不過是知識精英間的分野，雖然如果向大眾闡釋，自然是蔡元培的隱藏很深的反清複明故事，吸引力會高於胡適的甲戌本庚辰本程高本之類令人困惑的名目比較。 　　但在上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紅樓夢》不僅只是一部優秀古典小說，更因毛澤東多次推薦，是“文革”期間除了魯迅與部分革命文學外，尚能合法閱讀的文學作品，其意義與影響不言而喻。“全民評紅”時，普羅大眾運用階級論的分析工具，一年之間在全國報刊上發了319篇評紅文章。 　　因這段歷史，《紅樓夢》在中國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當下各種地方紅學會裡收納的離退休幹部，或許都曾共享這段集體記憶。而在上世紀80年代，紅學研究並不曾脫離大眾需求，比如使小說回歸小說的作品解析、人物論，或當時流行的美學理論闡釋。 　　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以下簡稱“87版”）也被看做是學界與大眾文化需求結合的優質案例。胡文彬此前與該劇導演王扶林的夫人合作過廣播劇《紅樓夢》，因此當了電視劇的副監制——那個副字，是他自己要求的。五年之間他奔走於劇組與學界，每個月拿30元的車馬費。 　　坊間流傳紅學界有周（汝昌）派與馮（其庸）派之爭，在新版電視劇《紅樓夢》播出時，甚至演繹成諸如87版周汝昌任顧問，反對後四十回；而新版馮其庸任顧問，支持用程高本，因而導致兩劇的差別等說法。胡文彬對此解釋：“87版是整個紅學會都支持的，三個編劇都是紅學會推薦的。至於李希凡、馮其庸沒當顧問，李是認為沒有一個經典作品能夠以其他的藝術形式改編成功，他不看好所以拒絕。而馮其庸是當時央視給他顧問名單請他簽名，他說你等等，我看看。至於周汝昌，他那個時候其實在美國。” 　　馮其庸雖未當顧問，但87版受到學界批評的時候，他還撰文力挺，認為拍電視劇是對的。電視劇播出後，相關圖書被搶購一空，馮其庸稱之為“《紅樓夢》小說有史以來最大的普及”。 　　或許因為這樣的往事，所以“亂象”之時，紅學家們仿佛才突然發現，很多普通讀者、觀眾已不站在自己這邊，學界與大眾之間的文化聯繫及信任似乎不再。而在這個時代要重新接續，學術研究與大眾文化產品之間，恐怕差了100個娛樂頭條。當胡文彬看到有新聞稱新版《紅樓夢》需要讓紅學家審核劇本，不通過就不蓋章，不蓋章就沒法拍，大笑之餘，卻又無奈：“我想紅學會什麼時候擁有這麼大的權力啊，就算廣電總局審，電視家協會審，也輪不到紅學會吧，但媒體也就這麼報道了。” 　　“當大眾需要一種普及性的形式的時候，紅學家沒有及時站出來，適應大眾的要求，因此這個舞台被人家占領了，當然就出了問題。誤會越來越深，矛盾逐漸激化。在這一點上紅學家要反思，要總結經驗教訓，思考怎麼把小眾研究轉化成大眾的文化產品。”胡文彬說，“希望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紅學能夠恢復元氣、走向正軌。而這首先要紅學界正視自己的問題，去檢討去總結。我相信還是會好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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