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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訓傳》重見天日 武氏後人曾被抄家

http://www.CRNTT.com   2012-08-24 12:06:54  


 
說教式批判

  1951年毛澤東發動對電影《武訓傳》和武訓的批判後,江青和“武訓歷史調查組”前往柳林鎮採訪調查。“我聽說有的老人一聽總問武訓如何不好,就不理會,走了。前兩年聽說江青他們找楊百祥的父親訪問,都急了:他怎麼總說武訓好話?!”武德富對筆者說。

  這個立場先定的調查後來飽受詬病。調查組完成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將武訓定性為“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並和當地造反起義的宋景詩做了對比:“對於宋景詩和武訓這兩個‘歷史上的人物’,勞動人民的態度是十分清楚的。他們對前者是欽佩的,懷念的;對後者是蔑視的,不屑一談的。他們稱黑旗為‘咱黑旗’,他們稱武訓為‘武豆沫’。”

  而按照武玉泉的說法,宋景詩在當地口碑並不好,他占領的地盤不管好地孬地都一樣納稅,當地經常用來形容“壞人”的一句話是—“你是宋景詩做的”!

  1951年,傳統的價值判斷都被顛覆了。

  按武玉泉的回憶,他所在的柳林鎮武莊雖然也有村幹部傳達相關指示,但他們生活並未受到太大衝擊。

  武訓批判,彼時更多在政界與知識圈展開。位於柳林鎮的平原省立武訓師範學院,對此也進行過討論學習。

  筆者在冠縣檔案館查閱到的這份武訓師範學校《討論批判武訓問題總結報告》(1951年6月15日),顯示出當時在全校師生間開展武訓批判的策略,及其相對於其他政治運動的溫和性。

  平原省立武訓師範學院,當時布置學生閱讀有關武訓批判的文件,同時還讓教職員進行學習,討論批判,再經學生討論,提出意見,最後集中糊塗思想,作報告批判。

  具體的策略包括:教職員要先學習相關文件,做研究,統一思想,再領導和幫助學生學習和解決疑惑,這樣易於奏效,同時也提高了教員自身的認識;“必要時自己作檢查,作向真理低頭的表率,啟發學生接受真理,如發現學生說‘老師轉變太快’的思想,即告他說明自己思想轉變過程,使他不懷疑。”“啟發報告,讓學生敢說心裡說(話),大膽懷疑,才能多提出意見,逐漸討論幫助解決。”

  當然每一次運動缺陷和不足也總是需要檢討的。在這份報告中,他們就承認,“暴露了我們在教學中結合實際不夠,一遇實際問題,批判能力很低,以後要努力,將課本知識運動到實際中去,提高批判問題的能力。”

  在討論過程中,擁護武訓的學生會提出各種問題,與組織者辯論。譬如,當組織者表示武訓辦義學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應予批判時,學生會接著追問:識字比不識字好,還是武訓有功勞,封建教育不好,但是武訓辦學教給識字啦!

  組織者會耐心告訴學生,文字不是孤立的,而是有一定的反動的封建政治教育在裡面。封建教育的“三字經”和“三綱五常”的大道理,以及其他更詳細、更深刻的經書,對人民的麻醉性也就更大。“他們企圖教育人民服服帖帖當他的奴隸,便於他統治,他可好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教老百姓永遠不能翻身。確實也統治了四千多年。”

  他們還與日本侵華進行類比:日本侵華大肆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八年中人民死的死了,生者顛沛流離,“八路軍、蘇聯紅軍打得日本投降了,逃跑了,留下的兩條鐵路是好的,但不能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功勞,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負(副)作用。同樣‘識字好’,那是封建教育的負(副)作用,不能認為統治者辦學有功勞。”

  在“科學的歷史觀”的影響下,全校師生“再不盲目地崇拜歷史人物了。看他一生的事業對人民有好處還是對統治者有好處,對不同時代的人,能用不同的歷史條件,衡量他在當時對人民有功績否?對歷史有無推動作用?對生產力的發展有無推動作用?(以此)來評判歷史人物。”“經這一階段學習,全校師生在政治上是一個提高,思想上也比從前澄清了好些。”

  這是上世紀50年代柳林鎮的武訓批判實況。報紙上的文字並不能深入到這裡識字不多的農民那裡。

  武玉泉的父親還是勞動模範,他本人也在上世紀60年代初成了一名教書匠。作為武訓後人,他們會受到一些影響,但似乎並不大。一直到“文革”爆發,迅猛的政治運動,才讓他們因武訓而失去了正常生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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