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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農民:30年來大陸城市與農民的糾葛

http://www.CRNTT.com   2009-03-09 10:14:38  


 
  文/肖鋒

  改革開放30年回顧,似乎錯失了一個重要主題:感恩。今天,我們重拾這個主題,感謝農民,尤其感謝兩億多農民工。沒有他們粗糙的雙手,所謂崛起的大國,所謂中國奇迹,所謂世界工廠,根本不成立。

  除了具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富于進取精神的官員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外,改革開放30年貢獻最大群體首推農民工。他們是中國改革的頭號功臣,理應得到善待。當下,金融危機走向縱深,他們又成爲第一撥受害者。

  如何擺平農民與城裏人之間的天平,是歷届中國領導人也是每一位城裏人面臨的課題。回饋農民,城裏人需要利益讓渡;不是憑一時良心發現,而在制度設計。而從觀念上解開“農民”這個稱謂的死結,更需要勇氣和久違了的傳統道德力量。

  “農民”何以變成一個形容詞?

  污名化農民的背後,是爲建立某種身份優越感

  據衛士李銀橋回憶,進城後的毛澤東仍保留對紅燒肉的嗜好,于是不免惹得江青嘮叨,說這是農民習性。一次被嘮叨急了,毛澤東大吼:“農民怎麽啦!我就是農民!”

  江青以健康爲由的嘮叨幷不錯,錯的是將之與農民聯想的小資作派。貴爲紅色“革命闖將”,毛夫人搔首弄姿的相片上不難發現舊上海灘的履歷。

  小資情調視農民爲土氣。“真農民!”是小資們常說的一句嘲諷。“農民”變成形容詞。如今“小資”也是形容詞,“你才小資呢!”

  社會學稱此爲污名化,即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幷獲得某種優越感。污名化反映了一種單向命名的權力關係。即便在趙本山、馮小剛式的幽默中真正的農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數”,其實那都是城裏人的調侃。

  在城裏人的傳媒中,不難發現對民工的污名化相當普遍,似乎這是農民天性。以致一旦發生刑事犯罪,城裏人首先聯想到的是進城的民工。

  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門推出的“關愛”和“教育”民工的歌謠如是雲:小農意識要去掉,說話粗魯讓人受不了;裝修進了房主家,手脚不淨就要犯事了……不許隨地大小便,刮鬍子剃頭天天要洗脚;不看黃盤和小報,學習文化素質要提高……(《民工兄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盲流”一詞早見于1953年國家政務院發出的《關于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最初,“盲流”是作爲動詞的“盲目外流”的名詞化縮略,指稱那些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人。而隨著社會變遷,這一指稱被添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評價色彩的內涵(有學者指出,“盲流”一詞的發音,倒過來就是“流氓”),令對“盲流”的粗暴執法合理化。孫志剛的悲劇最終導致該法令取消。

  從“盲流”到“農民工”,這些詞語裏面包含的污名化傾向,既是一種貶斥,農民不該擁有城市居民的權利與待遇,也爲建立某種道德優越感,農民是文化低能者。

  南京學者就民工群體媒介形象展開研究,對《揚子晚報》的統計發現:2001年該報中民工形象正面角色只占10%,負面角色占66.7%。包含骯髒、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污名化,以及說話粗魯、手脚不淨、隨地大小便、看黃盤和小報等標簽。

  傳媒或互聯網屬于城裏人,它們構成强大的話語場,貶斥、妖魔化一些人,奉承、推崇另一些人。今天,哪個城裏人膽敢自稱“農民怎麽啦!我就是農民!”是需要勇氣和道德反省能力的。

  鄙弃農民身份就變“洋”了嗎?

  土與洋的故事,一朝進城忙“換裝”

  1949年,中國城市人口比率爲10%,十個裏九個是農民;1980年,中國城市人口不過19%,五個裏四個也是農民,這種低增長當然與“上山下鄉”等逆城市化政策有關。2008年,中國城市人口比率達到了45%(國際平均水平爲50%)。

  這麽說,今天的城裏人多數是60年間從黃土地裏走出來的。衣著光鮮的大都市人,他們家族前傳的主角都是農民。

  有意思的是他們多數都不承認或故意遺忘這個前傳。這令人想起解放初期“換裝”的故事。幹部進城第一個要解决的個人問題是什麽?是“換裝”,將鄉下妞換成城市小姐。《激情燃燒的歲月》是電視劇版,真實生活版的石光榮應該有一房鄉下老婆。多數幹部即使未到場,父母大人早就在鄉下許下一門親事。這位鄉下妞素未謀面,文化不高,但孝敬父母能生娃。她不會像城市小姐那樣動不動就對丈夫的窮親戚冷嘲熱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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