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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南非“經濟奇跡”的背後

http://www.CRNTT.com   2010-06-09 10:18:43

南非的“二元土地制度” 　　經濟騰飛的要素一是人力，二是土地。對人的束縛與對土地的束縛通常二位一體。筆者並不認為土地這種特殊資源可以確立 “百分之百的絕對私有權”，憲政民主國家在公民授權的基礎上，為公益目的、作為公共服務行為對土地權利實行一定程度的干預也是正常的。但是，那裡的“群己權界”必須是明確的，民主體制使“公權”不會被“私用”，自由體制下的“私權”（其中當然包括在結社自由基礎上形成 “集體”以及退出“集體”的權利）也不會被沒收。只有“低人權國家”才會把管制土地當作“原始積累”的手段，對老百姓實行強制性的“被集體化”，以適應“圈地運動”、“賣地財政”和“空手套白狼”的需要。 　　在這方面，南非土地制度中一直存在英國傳統與布爾傳統的衝突。在17世紀，布爾人政府以土地國有的名義，出面任意征用土著人土地，“租”給布爾人農場主使用。這種制度與當時的黑奴制並行，成為布爾人原始積累的主要手段。 　　19世紀英國占領開普殖民地後，在推行廢奴改革的同時也試圖進行土地私有化改革。1813年，當局宣布廢除任意圈地的混亂制度，國有土地不再按身份批租，而是在市場上公開拍賣。拍賣後土地即為私產，可以自由交易。這種只認貨幣、不論身份的私有制邏輯如果延伸下去，則黑人也將有可能購置地產，而白人國家將不便強征。因此這一改革受到布爾人的強烈抵制，一直難以推行。1828年英國殖民當局又規定黑人可以自由遷徙，有權購買和擁有土地。這一舉措更惹惱了布爾人，最終引發了布爾戰爭。 　　英國戰勝後為安撫布爾人，不再堅持自由化土改。因此，南非實行的仍然主要是戰前布爾人的制度。如1894年的《格倫格雷法》規定：黑人實行部落傳統下的份地制。在主要的好地都被白人國家圈走的情況下，該法偽善地在餘下的黑人地區實行 “平均地權”，規定部落必須保證黑人家庭擁有份地，但每份不超過10英畝，一家不能擁有多份，份地不能買賣；禁止白人把土地租給黑人。 　　1910年南非聯邦建立後，英國傳統與布爾傳統仍然在土地問題上博弈，並在爭論中通過1913年、1936年兩個土地法，最後形成了一種“二元的土地制度”：在“最終實現南非白人國家所有”的大框架下，一方面，白人社會內部基本上按英國傳統建立了私有地權制度，另一方面對黑人卻強化了部落集體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嚴格禁止黑白間的土地交易和租佃。在工業化與都市化過程中大量放棄了農牧業而轉變成市民的白人，其土地可以流轉給其他白人農場主，或流轉給國家用於項目開發，但決不能流轉給黑人。在黑人內部，當局也只承認部落土地所有制，不承認黑人家庭的私有制，並以法律“限制個人對土地的權利”，“限制個人土著土地擁有量”。 　　這樣一種土地制度中的“二元結構”給南非白人當局帶來兩方面的好處： 　　一方面當局得以用部落身份束縛黑人，即便黑人長期在城里打工，也得不到市民的權利，同時又以黑人都在其部落內擁有份地為理由，把所謂保障的責任推卸給黑人部落，否認國家對他們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責任。在所謂“有序城市化”的名義下，經濟繁榮時讓他們進城賣苦力，一旦遇到蕭條就把他們視為城里 “多餘的人”，竭力把他們趕回家靠部落份地生活，一次次地把危機轉嫁到他們身上。 　　另一方面，白人國家以防止“黑人無地”為由，偽善地維持黑人部落集體所有制，但國家卻可以淩駕於“集體”之上，利用不承認黑人土地私有權的方便，任意廉價徵地，把黑人從一塊又一塊的故土趕走。因此，白人國家“兼並”黑人土地的問題比任何“土地私有制”國家都嚴重。當1936年南非土地關係最終定型時，占總人口78%的黑人只有南非13%的土地，而不到18%的白人（含白人統治的“國家”）卻擁有全國土地的87%。 　　有人說，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城里出現大片貧民窟是由於農民土地私有制下土地自由買賣造成 “兩極分化”，使大量“無地農民”湧進城市。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的理論家如湯姆林森，也以類似理由禁止黑人私有土地。但歷史與現實並不支持這種說法。印度、拉美確實有無地農民的問題，但這是歷史上的強權掠奪所造成，並非“小農私有，兩極分化”的結果。近幾十年來這些國家雖然沒搞激進土改，但私有的土地並非不斷集中、而是不斷分散的。過去那裡“無地農民”比現在多，城里貧民窟卻遠沒有現在的規模。顯然，只要農業比較效益低下，無論什麼“所有制”下的農民都會產生進城動力。而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白人城市”沒有貧民窟，也不是因為他們強制黑人搞“土地集體所有”取得成功，而是因為南非比印度這樣的民主國家更能搞嚴酷的“城管”、更能驅逐黑人並將其禁錮在索韋托這樣的“城鄉結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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