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

金庸《明窗小札1963》：民眾利益高於國家

http://www.CRNTT.com   2013-07-29 15:40:38

此外，由於當年的《明報》面向的讀者都是香港本地的居民，其時廣東話是流行通用的母語，因此在《明窗小札》的某些文章中偶爾也會冒出一兩句廣東話，或是廣東話的用詞。熟悉方言的讀者都知道，每一種方言都有其獨特的魅力，尤其是其中有些用詞，言簡意賅，形象生動，但卻難以用標準普通話的對等詞來準確地直接表達出來。比如“車大炮”，意指吹牛、誇大事實、瞎編濫造（《談“自由談”》，1963年3月26日）；再如“傑橋”，意指最佳的方法、手段、計謀（《康熙出術折辱俄史》，1963年3月20日）。然而，方言運用恰到好處，往往增添生動活潑，頗有畫龍點睛之用。比如，1963年3月16日的《二千五百年前的一封信》，這篇文章論及當年中蘇兩國關係，其主要部分則是引用《左傳》的《鄭子家告趙宣子》的一段文字，以此來諷喻蘇聯以強凌弱。所引用鄭國的大臣子家寫給晉國的趙宣子信，原文依然是文言文，但在每句話後面則加上括號的白話文闡釋，這闡釋並非停留在將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更在夾雜譏諷言辭影射蘇聯，其中就使用了廣東話中的俚語和俗語，如“你吹我脹乎？”（這是用來挑釁別人的用語，意指你能把我怎麼樣）；“你大國烏龍龍的亂發命令”，（烏龍龍即烏龍，意指胡塗冒失造成的錯誤）。文言文本身是很典雅的，尤其是這封信詞藻講究，但整封信中卻是“充滿一團憤懣之氣”，鄭國表面上對晉國兢兢畏懼，內里卻一連串指責晉國的錯誤。然而，金庸卻刻意將白話文闡釋化為出自社會底層的引車賣漿者之口，粗魯而直率，毫不修飾，俗話連連，笑罵自如。二者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不僅具有辛辣的諷刺，更耐人尋味。究其因由，惟有這樣才能將中國人胸口所有的憤懣全部宣洩出來，面對蘇聯根本無需以小國自謙而扮演貌似的戰戰兢兢，而應理直氣壯，據理力爭。倘若將這些話語改成一般的普通話，字里行間的諷刺意味全失，言語的改動將導致身份的模糊，更會令整體文章無法顯出其內在的深刻含義。顯然，惟有保留其原汁原味，才是最佳的編輯方式。 撰稿的來源 　　近20年前，我剛去上班，金庸先生吩咐我做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整理他那些大書橱的書籍，並將其歸類登記。印象十深刻的是，有不少佛教經典，其中光《大藏經》就有兩套，不少典籍金庸都圈點閱讀過，還在眉批上用紅筆留下墨跡，比如《楞嚴經》、《大智度論》等。之後，我才知道，金庸不僅曾深研佛學，而且為了探究佛學的真諦，他不滿足中文的翻譯，專門到英國圖書館翻查過最早的英譯本，如《阿含經》等，希望從中窺探出早期經典翻譯的原意。這也許就是他後來一再表示希望學習梵文的真正目的。由此可見金庸的語言天賦非常人所能企及，對學問的鑽研達到精深的層次。 　　金庸精通英語，年輕時任職杭州《東南日報》，第一份的工作就是擔任翻譯，之後來到香港，一直到前往劍橋大學攻讀歷史碩士和博士學位，數十年來他不僅能閱讀精深的國外經典著作，而且一直都能用英語直接對話，並能熟練地用英語來寫作。而金庸的中文水平更是眾所周知的，因此他的專欄文章，不僅可以來自外國的第一手數據，而且能融會貫通地化為中華民族的母語，撰寫出膾炙人口的好文章。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新聞消息的傳播遠沒有今天如此方便，大都靠通訊社的電報傳真供稿，而要將遠在千里之外的國外信息移植傳播到香港本地報紙，尤其是用中文出版的報紙上，首先必須精通外語，其次要有信息提供的便捷渠道。信息提供，靠通訊社及時提供是一方面，從國外報刊雜誌獲取也是重要的途徑。 　　曾有讀者來信詢問金庸的信息來源，金庸很坦率地回答說：“買來的。”《明報》初期，經濟上還十分拮據，不可能訂閱諸多的報刊雜誌，於是金庸就充分利用報攤和書店的便利，每天都花時間去翻查，只要發現可以用於撰寫專欄的數據，他就將其買下來。當時他住在港島，而報館的辦公室在九龍，每天都要乘坐渡輪橫越過維多利亞港灣，他談到，“九龍尖沙咀碼頭前，有一檔報販專賣外文航空版的報紙，美國的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英國的泰晤士報、衛報、每日電訊報、每日快報、每日郵報，西德的佛蘭克福日報、漢堡日報，日本的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以及曼谷日報，馬尼拉時報，新加坡海峽時報等等都有”。僅從他如數家珍似地提起這些報刊，即可見他每天翻閱的報刊數量之多，接觸的信息面之廣。當然，如金庸所說：“如果每種都訂下來，當然太不經濟，我也沒有這許多時間去閱讀和利用。我經常去翻翻，看到有合用的資料，就花一元買一份。”金庸關心報刊內容，且熟悉價格，包括長期訂閱和零賣的差別，這無疑都跟他本身也在辦報密不可分。（《七元五角買一份報紙》，1963年1月22日，《明窗小札》）。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