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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濤 許章潤 秋風：儒家復興與中國道路

http://www.CRNTT.com   2014-03-27 08:00:14

許章潤：中華文明怎麼會沒有超越精神？ 　　首先，我想說的是，至少自洋務運動開始，這一個半世紀里，中國一直處在大轉型的湍流之中。而且，八面來風，使得這一時段蔚為一個“古今中西”的錯綜交集時代。凡此時代，超逾一個半世紀，是為戰國－秦漢之變以後，兩千年來華夏所遭遇到的最為重大的挫折，也是最為重大的轉型。在此時段，中國處在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中國的歷史觀與基督教一元進步歷史觀等不同觀念的交集、複調與搏鬥之中。由此構成了“時間的叢集”和“時代的交集”，其之紊亂與條縷，不僅表明轉型之巨，而且說明這個時代尚未走出混沌之域，有待於繼續努力。 　　“時代的交集”，常常表現為一種“時代的錯位”，逼得緊，鬧得凶，便讓人哭笑不得。比如袁世凱稱帝，有研究認為其實是一出在前現代條件下所上演的後現代的政治浪漫劇。“文化大革命”，看起來和1968年的巴黎街頭學生與知識分子造反頗為相似，但也有人說它其實是古代書生反皇帝，此夢積壓久矣，而一朝迸發的不得不然之老戲新唱。不管究竟是什麼，我想說的是，其為“時代的錯位”皆然。故而，在這種情況下，秋風教授說要回到我們自家的道，一種文化的本根，不管這個“道”是什麼，“孔孟之道”也好，還是如錢穆先生所講的“籠統的中國的文化傳統”也罷，有一條不可忽視：自古以來的中國人究竟如何過日子？如何解決群己關係、靈肉糾結？如何面對生死義理與天道自然？如何回應禍福擔當和義利之辨？天人關係、生死義理、禍福擔當和進退出處，凡此種種，貫通生死義理，重理天人之道，關乎能不能活下去、過下去，例皆不可回避，而逼著必須有個回答，必須做個了斷。所以秋風教授講回到中國人傳統的道，恐怕不是華夷之辨意義上的，而應該是一種開放的、人間的、與時俱進之“道”。 　　第二，我想談談中華文明的視野和心胸。又到甲午。說到甲午，我們心情沉重，因為1894年的中日黃海一戰，使得中國文明危機愈見深重，也暴露得更加充分，是真正神州陸沉的歲月。各位，從1860年中國第一次陷都，1900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第二次陷都，到1937年12月日寇攻陷南京第三次陷都，7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三度陷都，其面對強敵之貧弱可知。但是，吊詭的是，既有先前的自強維新和民國新政鋪墊，經過八年殊死抗戰，中國搖身一變成為所謂的“世界五強”，表明這個文明內里充盈著自我更新的力道和後勁。所以，在我觀察，1945年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大高峰，因為就在這一年，中國扭轉了1840年以還100年里盡皆受壓挨打的局面，躍身一變迎來“世界五強”的光輝日子。今天混到“老二”，是為又一高峰。 　　中華文明與周邊其他文化，自古以來，一直表現為地域和文化上的“互為邊疆”現象。當年拉鐵摩爾研究中國北緯38度到42度之間，游牧民族與漢民族兩千多年的拉鋸時曾經講到，長城一線互為邊疆，其實也是相互饋予和啟發的歷史。其實，中國與東亞地區的其他國家，包括今天的印度支那、緬甸、印度，以及與近代以來的西方國家，一直是“互為邊疆”。此種意象，不僅是地理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互為邊疆，意味著互為樣本，它拓展了中華文明的視野和心胸，刺激了中華文明自強自新的志向與力道，增大了中華文明的內涵與外延，而終有此“博大精深”的浩瀚。 　　所以中華文明走到今天這一步，死里逃生，如果說有“道”，則其之“道”不僅體現為仁義禮智信，以及民本王道政治思想遺產等等，而且，也體現為一種博采眾長、壯闊、包容的心胸，一種在“互為邊疆”格局中磨礪以成的不屈不撓精神。所以，就此也不妨說，中國是一個學習型的民族，中華文明是一個開放的文明。這一條，恐怕也是中國精神的重要方面。這是我講的第二點。 　　第三，每到歷史轉折關頭，常常需要“回到樞紐文明”甚至回到前樞紐文明，於回身返顧中吸取原初文明的精氣神，以補充骨血，返本開新。此時此刻，我們重又面臨著這一問題。其實，不只是今天，實際上晚清歷史文化意識渙然如春水以還，從顧頡剛先生古史辯以來，從胡適之先生的“多研究問題，少談點主義”以來，中國文明就已開始了回到古典的思想歷程。由此而有所謂的“國學”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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