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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既得利益集團的策略選擇

http://www.CRNTT.com   2014-06-09 08:33:30

“欲知大道，必先讀史”。美國“進步時代”的歷史則表明，只要政府採取了約束資本、保護民生的旨在促進平等的社會政策，是可以有效解決分配難題的。 　　19世紀的美國，十分接近於純粹自由放任的社會。這一純粹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系被英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戲稱為“無政府主義加警察”。1880年，美國工人實際工資比1870年還要少31美元，勞動時間卻延長了一個半小時。於是，“工人和農民中醞釀著憤怒情緒及躍躍欲試的戰鬥欲望”。每年都有幾十次全國性大罷工。面對日益突出的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一些接受了英國費邊社傳統和德國社會民主傳統的海外經濟學人，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美國，艱難地引進並傳播了社會改革的思想。他們呼籲政府要承擔起新的責任，“建立起了一個廣泛而複雜的規範性結構，以便在大資本與原本處於弱勢的工人之間起到一個平衡的作用”。 　　他們的呼籲轉化為系統性政策一直等到了“羅斯福新政”。而有意思的是，作為總統的羅斯福和他同樣旨在約束資本的新政，一開始也遭受了頑強的狙擊：杜邦、通用汽車和其他公司支持反羅斯福的自由游說者，反對新經濟政策。反對社會保障。許多經理憎恨羅斯福。他們認為，他把共產主義帶到美國，並且把他的名字改為斯大林•Delano•羅斯福。在1935年，為阻止一項限制企業權力的法案通過，一些資本家聯合起來向國會發了25萬封信和電報，並組織一項流言活動，說羅斯福是瘋子。 　　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府是“中性政府”，即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團，而把中心關切指向經濟增長。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但是，把中心關切指向經濟增長的政府，必然是“親資本”政府。從一般理論看，與農業時代勞動力是最重要生產要素不同的是，現代工商業經濟增長更多依靠於資本投資。經濟增長主要由投資拉動，人均擁有的資本量甚至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一地發展速度。而要使資本要素擁有者多投資，必須給其以更高的激勵，這勢必會壓低其他要素收入。所以，如果政府將重心放在“經濟增長最快化”，會造成各級政府本能地“親近資本”，給資本要素所有者以“超國民待遇”。地方政府之間在經濟增長率上進行競爭，導致了“招商引資”大戰。最後，導致政府職能異化：從省長、市長到縣長、鄉長，都成了“董事長”。進入新世紀以來，當房地產成為經濟增長支柱性產業，當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最方便快捷的“錢袋子”時，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一起，自然而然結成了“神聖同盟”。 　　曾有一個極端的例子：某外資企業長期按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作為中方勞工工資上限，引發勞工不滿並採取罷工行為。在外企答應提高勞工待遇情況下，地方政府出面干預，認為這家外企單方提高職工待遇行為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最終可能因勞工工資標準普遍提高抬高企業成本，“惡化”投資環境。應該說，中國勞動力工資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近些年一直下降，與此有很大關係。因此，中國當下要想從治本意義上解決分配公平性問題，也必須有一場旨在約束資本的社會保護運動。 　　突破口仍然在於通過政府職能轉變拉開政府與資本之間距離。我們都知道，在經過“進步時代”之後，成熟市場經濟體的發達國家，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劃分一般應該是：政府目標函數是全社會福利最大化，而效率問題主要由市場有秩序運作來保證。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大國，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與市場體制改革中必須積極作為，這決定了各級政府角色必然有區別於發達國家政府定位。但即使如此，隨著中國經濟總量迅速增加，政府必須要轉變職能重點。即職能重點不應該再是直接抓“GDP增長最快化”，而應該是抓社會建設尤其是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在社會管理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協調全社會利益關係又是當前優先考慮；在公共服務中，以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民生問題為重點，優化公共資源配置，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實現基本服務均等化是優先目標。 　　五、餘論：呼喚新一輪思想解放 　　中國改革進程中分配性衝突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卻遭遇重重阻力。在今天的中國學界尤其是經濟學圈內，批評資本與企業家，與為政府合理行為辯護，已經被認為是一個可能危及到“飯碗”的高危行為；而另一方面，主流經濟學家仍然堅持認為，市場化不夠，政府管得過多。包括波蘭尼批評過的勞動力與土地市場化，被主流經濟學家認為“遠遠不夠”。政府掌握著用以進行再分配的資源及政策，都受到來自主流經濟學家的批評。而他們絲毫不顧及他們的老師薩繆爾森在標準版教科書中都赫然寫著：“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就逐漸離開了過去的信條‘統治最少的政府是統治最好的政府’。” 　　所以，要發起社會保護運動的前提，也可能是需要一場類似當年真理標準大討論那樣的思想再解放。 　　有意思的是，美國“進步時代”也是一個由平等主義思想啟蒙推動的進步時代。美國由平等主義引領的“第三次覺醒”運動中“出現了一種新的道德倫理，其標準是條件平等而不是機會平等”。但有意思的是，把貧困當作個人的事，把貧困的人群歸為市場競爭失敗者，這樣的觀點，在今天的中國主流經濟學界甚至部分政界高官，都有很大的市場。 　　與35年前的思想解放相比較，這一輪思想解放應該有自己的特色。35年前，因為得益於毛澤東時代幾乎剪除了一切利益集團，改革的最大阻礙其實來自於傳統教條式馬克思主義觀念，因此，改革以真理標準大討論開頭。35年後的今天，對收入分配這項事關中國未來的大改革，阻礙最大的已不是舊觀念，而是既得利益—這恰與35年前相反。因此，這一輪思想解放，也必須反其道而行之。必須高樹公平正義這杆社會主義旗幟，以觀念凝聚共識，以主義的旗幟匯聚力量，去壓倒特殊利益集團，去拆散舊既得利益格局。 　　當然，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且充滿爭議與歧路的論題。但要想突破困局，我們必須破題。   　　來源:《文化縱橫》　 作者：盧周來（當代中國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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