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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貞威：“台灣主體意識”的權力化過程

http://www.CRNTT.com   2014-10-12 10:42:19

（3）與大陸對立結構下的悲情意識與反共意識   　　不可否認，“台灣主體意識”的形成與兩岸關系的對立有很大的關系。幾乎每次台灣人認同的大幅提升都與當時兩岸出現了嚴重的衝突事件以及台灣當局的煽動性炒作有關。從圖二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在1995年，台灣人認同首度超越中國人認同，並在1996年急劇上升，升幅達10%。這表明台灣人的主體意識在這段時間明顯提升，背後的根源就在於兩岸關系的嚴重對立。衆所周知，1995年6月，台灣當局領導人李登輝訪美，引起了大陸方面的強烈不滿。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國大陸進行了兩次大規模導彈實彈發射演習，並推遲第二輪“汪辜會談”，史稱“第四次台海危機”。中美關系、兩岸關系均受到巨大衝擊。   　　也因此，反共與恐怖氛圍的營造是塑造“台灣主體意識”的重要途徑。台灣學者戴國輝早在1984年就指出恐共是台灣結的根源。“最重要的是目前主張‘台灣結’這部分人有一種恐懼感、恐懼的是共產黨何時要過海來？一夜之間換旗幟的事會不會發生。更恐懼國共會不會和談？在和談之中會不會被‘犧牲’。”其實李扁時期煽動民衆與大陸的對抗意識和反共意識也正是基於對共產黨的恐懼感包括國民黨當局早期反共教育也是渲染大陸的動蕩與落後來營造一種對共產黨的恐懼氣氛。   　　（4）愛鄉愛土的愛台情結的異質化發展   　　“300年來在台灣因政治鬥爭而產生的本土意識，再經過‘台灣民主國’這個政治觸媒，並透過全島性殖民體制所建立的特殊社會的強化，於是一個鮮明的台灣意識便無可避免地鍛煉出來。”但此時，所謂“台灣意識”仍只是一種純樸的愛鄉愛土的具有一定自主意識的台灣情結，還不具有排斥中國意識自外與中國的分離傾向，否則不能解釋，台灣回歸時，老百姓敲鑼打鼓歡天喜地的喜悅心理。日據時期，雖沒有清晰的“台灣主體意識”的概念，“但從本體論而言，‘台灣意識’已經型構了以後‘台灣主體意識’的基本內涵。”因此，“台灣意識”的積澱和內化已經為“台灣主體意識”話語的生產提供了最關鍵的心理基礎。   　　“台灣意識”有三大特點和兩面性。三大特點是：愛國性、反抗性和自主性，這是它的正面。而抱怨性、排他性、分離性、狹隘性是它的負面。在 1970年代前，負面的特性沒有產生明顯的社會影響。但自李登輝上台後，在政治本土化的現實環境中，“台獨”分裂勢力放大了這些負面特征。這就是“台灣意識”，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異質化發展的趨勢，為主體意識的形塑提供了土壤與空間。 　　（二）“台灣主體意識”的話語控制與分配   　　“福柯認為，無所不在的權力，構成了一個的網絡，就像毛細血管似的滲透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進入人們的肌理，嵌入他們的舉動、態度、話語，溶入他們最初的學習和每日的生活。”無疑，“台灣主體意識”話語產生以後，已滲入到台灣人的情感和心理的深處。“台灣主體意識”的話語塑造有刻意打造與無意促成兩種情形，刻意打造即使話語控制的集中體現。刻意塑造的行為主要是本土政治勢力及其機構通過對概念內涵的窄化以及一系列口語化、符號化的概念操弄行為進行宣傳與意識滲透。“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嚴謹的學術概念意涵被窄化，不同的政治力量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對‘主體意識’進行詮釋，並設計出簡潔易懂且符合情感動員的指標，以方便進行政治動員。再經過選舉的政治社會化作用，‘台灣主體意識’很快成為台灣民衆耳熟能詳的政治話語，台灣民衆對‘台灣主體意識’也形成了‘基本共識’，從而完成了意識形態化過程。”“台灣主體意識”這一話語在台灣政治生活中取得支配性地位，成為意識形態的關鍵部分，也就完成了它的權力化過程。作為藍綠兩大政治勢力的代表，國民黨與民進黨都不得不爭奪該話語的主動權，並進而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詮釋所謂“台灣主體意識”。這是話語發揮控制作用，並在不同利益群體之間自動分配的重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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