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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互為鏡像的兩千年

http://www.CRNTT.com   2011-03-17 14:01:04

近代中國的“以日為師” 　　美國學者阿邁斯托在他的《世界：一部歷史》里列了一幅18世紀的日本繪畫。畫中的遠景，是中、日、荷蘭三國的滅火隊伍各施技術滅火，相較之下，荷蘭的技術最高；畫中的近景，則是一個日本人、一個中國人、一個荷蘭女士坐在桌邊。日本離荷蘭人靠得很緊，是著意結交與傾慕的樣子，中國文人則無可無不可地坐著，態度疏離。 　　這一幅18世紀日本繪畫所呈現的—中國對西方的疏離與日本對西方的熱切，恍然折射了中日在近代起口的“殊途”。甲午戰爭無疑大大彰顯了這一“殊途”，並成為近代中日關係的重大轉折點，而這，也要放在整個東亞的背景下看。《馬關條約》的第一條，是“中國確認朝鮮國為獨立自主國家，朝鮮對中國的貢、奉獻、典禮永遠廢止”。這一條款鮮明呈現出中、日、韓在政治上的交纏。 　　與此同時，國人對日本及其政治、學術、文化的認識也不斷在翻轉。對維新志士來說，明治日本是改良的最佳樣本。吳令華《梁啟超晚年對日本認識的變化》記載了當時梁啟超所感受的： 　　“梁先生說："我在護國之役前，腦海中全無反日的思想。不但不反日，但覺其可愛可欽。護國之役後，方覺彼可畏可恨又可怖。戊戌政變後亡命日本，我親見明治維新後一個新國家的興起，朝野上下，人人樂觀活躍，勤奮勵進，居然將一個千古無聞的蕞爾小國，變成新興的現代文明強國，真如呼吸清晨曉風，腦清神爽。回視滿清政府的老大腐朽，疲癃殘疾，肮臟邋遢，相形對比，越覺日人可愛可敬。當時他們說彼等真心希望中國復興，願與中國並立為世界強國，我亦深信不疑。"” 　　由贊嘆日本為“現代文明強國”，到“護國之役後，方覺彼可畏可恨又可怖”，以梁任公先生的愛憎分明，有這樣的驟然之變，當然不足為奇。而他當日對明治日本的推崇，及隨後“傷害我主權為我所不能堪”的呼喊，也代表了近現代中國人對東洋之鄰的複雜心態。一方面，是甲午戰爭後，無數中國人湧入日本學習現代知識—所謂“師敵”，另一方面則是對此“師敵”的質疑。一方面，是大批學子、激進青年、革命者在日本得以接觸新知、辦雜誌、鬧革命，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時不感到來自這一異國/敵國的壓力。著名的，如魯迅筆下的“幻燈片事件”，促使他棄醫從文；鬱達夫《沉淪》中所描寫的主人公，也在日本人的環境中一面自我勉勵：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都是我的仇敵，我總有一天來復仇，我總要複他們的仇”，一面自傷自憐： “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富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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