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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館市堅持61年祭奠二戰死難中國人

http://www.CRNTT.com   2013-08-15 13:54:10

歷史醒來 　　也是在1987年，王紅父女從《解放軍報》上看到耿淳的消息，就和耿淳通上了信。 　　當時40歲的王紅，此前只從媽媽嘴里聽說過父親被抓到日本，有過暴動。但是，父親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歷次運動中被調查，“歷史不清”，對兒女也有所影響。因此家里人不知道具體情況，父親也諱莫如深，從來不談。 　　“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時候我們誰都沒從民族的高度來看花岡事件，是後來才明白的。”王紅說。她已經多年參加大館市的“6.30”祭奠。2013年由於患病，她未能參加。 　　在知道大館市數十年堅持紀念遇難中國勞工後，幸存的老人百感交集。但他們都認為，這就是最終的結果。沒想到，這只是今後20多年抗爭的開始。 　　1988年10月，一個改變他們想法的人，“從天而降”。 　　他是旅日華僑中日交流促進會秘書長林伯耀。他從日本飛到河南開封，見到了花岡事件的幸存者耿淳、王敏、張兆國、劉玉清。 　　當時，王紅陪著父親去了開封，她以為就是老難友的一次聚會，“爸年紀大了，我陪他去，照顧一下。” 　　“沒想到，一下飛機，林先生就對著老人拍個不停。我從那時才知道，老人們的歷史那麼悲壯，為什麼這段歷史卻在祖國被埋沒呢？” 　　這時候，他們才知道，戰爭的加害者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 　　花岡礦山的企業主——鹿島組社長鹿島守之助，在戰後官運發達，就任日本內閣國務大臣。他堅定支持右翼首相岸信介，對戰後日本反華政策有很大影響。 　　在對華立場上，鹿島死抱著日台條約，反對中日恢復邦交。1964年3月，他在日本國會宣揚，反對新中國加入聯合國。 　　於是，1989年12月，以耿淳為首的花岡慘案幸存者，第一次對鹿島建設公司發出公開信，嚴正提出公開謝罪、賠償、建立紀念館的三項要求。 　　“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民間開始啟動對日賠償。1987年9月有湖北省的李固平，1991年3月是北京的童增，他們先後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了對日賠償問題。”長期研究強擄勞工問題的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田中宏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同時，在林伯耀的支持下，河北大學的劉寶辰教授帶著學生開始尋找花岡事件幸存者。從那時到現在，穀地田恒夫總計39次來華，為幸存者做調查和記錄。 　　1990年11月9日，幸存的39名老人來到北京，掛起了白紙黑字的“奠”字。這是中國國內的首次“花岡事件殉難者追悼大會”。 　　一次，穀地田恒夫和夫人到北京參加幸存者會議。在走廊里，他們看到一位幸存老人久久站在門外。 　　“您怎麼不進去？”夫人問道。 　　老人的回答里有仇恨和恐懼：“我不想看到日本人！”他講述了當年的回憶，痛哭失聲。 　　1992年，在人民大會堂，花岡事件幸存者代表受到當時國務院副總理穀牧的親切接見。重視歷史的春風，緩緩吹動。 　　1993年6月29日，又一個“6.30”的前一天，在中日友好人士的大力推動下，《花岡悲歌》展覽在北京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開幕。 　　一個身份最為特殊的大館來客，來到了開幕式現場。 　　這個濃眉、圓臉的老人叫越後穀義勇，當年的日本監工。當年，他沒有侮辱虐待中國勞工，還暗中幫助他們，被稱為“小孩太君”。1945年6月27日是他值夜班，勞工們不忍心殺害他，才把暴動推遲了三天，改為6月30日。 　　幾十年後，越後穀義勇才終於知道了這段緣由。當終於見到勞工幸存者時，作為一個不能言語的偏癱病人，他只能一次次嚎啕大哭。 　　白發蒼蒼的中國老人卻主動蹲了下來，拿起了毛巾，溫和地擦著這個日本人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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