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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濤 許章潤 秋風：儒家復興與中國道路

http://www.CRNTT.com   2014-03-27 08:00:14

梁濤：儒家道統是仁禮之學，是“內聖外王”雙向並存 　　回過頭看，我們今天要建構儒學思想體系，也是要從這幾條路去做。第一，什麼是儒家道統？朱熹那個時代對儒家道統的認識有沒有問題？我認為是有問題的。朱子基本上繼承了韓愈的說法，韓愈有《原道篇》，把“道統”理解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把“仁”、“義”理解為儒家道統的核心內容。而他的“道與德”指人的“虛位”，“仁與義為定名”。一旦確立出這樣的基本內容，必然會把發展了儒家仁義思想的孟子視為正統，而把重視儒家禮儀思想、制度建構的荀子排除在外。韓愈的說法是，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老子、莊子形成道，這個“道”，孔子傳給曾子，曾子傳給子思，子思傳給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這個看法對不對？是不是儒家的道統只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他們幾個人在傳遞，別的人沒事幹了？當然不是這樣的。最近幾年出土的文件，可以讓我們把早期儒學的發展脈絡看得更清楚一點。朱子所認為的“一線單傳”的道統顯然是有問題的，從孔子到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在其中沒有影響嗎？顯然是不對的。我們借助出土文件可以看出，這段歷史從孔子到子思再到孟、荀，實際是儒學內部的一種分化過程。子思的思想不僅影響到了孟子，同樣影響到了荀子。思想史上雖然不存在“思荀學派”，但從思想聯繫上來說他們有這樣的關係。那麼這個分化有沒有好處？當然有，那就是深化，孟子提出“性善論”以及許多其他的理論，把孔子很多思想深化。荀子提出“禮法”思想，一方面把儒家思想也深化了。但深化也有不好的地方，即窄化了。對於孟子，他把儒家禮儀的地方丟掉了，把外界的制度建構忽略了，重視不夠。而荀子對儒家的心性之學、內在超越、性與天道、仁義方面講得不夠。 　　那麼現在看來，儒家的道統到底是什麼？是仁學和禮學，仁禮之學是一個整體。要談儒家道統，要從仁禮之學講起，僅僅把仁義作為道統是有偏頗的。最近我在寫一篇文章，我同意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但我要強調的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之中是雙向的、互動的關係，一方面是由內聖到外王，另一方面由外王到內聖。這兩個方面在孔子時期的早期儒學里是並存的，但孟子和荀子都只向一方面發展，孟子講“性善論”：“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我們把道德信仰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話，現實問題會迎刃而解，或者說現實問題被我們的內心框住了。荀子不這樣想，荀子說我們每個人都有欲望，欲望滿足不了就要去追求，追求會發生爭論，爭了就亂，這時候怎麼辦？定一個度量分界，即制度、禮儀，有了這個禮儀得遵守，慢慢“化性起偽”，一點一點向文明過渡。這樣的思路和現在的思路相對接近一些：由於人的性是惡的，但人有理智的活動，可以逐步地在生活中制定出一些規則，通過這些規則“化性起偽”，由一個性惡的人改變成一個聖人。這兩個思路應該並存，不應該分開。所以我還強調儒家“內聖外王”之道，具備雙向過程才是完整的儒家之道，所以我不同意韓愈、朱子對道統的理解。 梁濤：發展仁學、改造禮學、統合孟荀，構建儒家的新道統 　　第二個問題是經典的選擇，即以哪些經典作為思想創造的基本資源。朱子選擇了《四書》，他為什麼選擇《四書》？因為他談道統是圍繞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有關孔子的是《論語》，有關曾子的是《大學》，有關子思的是《中庸》，有關孟子的是《孟子》，所以朱子的選擇是《四書》。我認為《四書》不能反映出早期儒學豐富的傳統，根據我的新道統，我提出“新四書”：《論語》、《禮記》、《孟子》和《荀子》。《論語》不用說；《大學》和《中庸》來自《禮記》，《禮記》反映了七十二名高徒的知識；之後出現了孟子、荀子這兩個儒學大宗，我寫的是“統合仁學與禮學，合外內之道，此乃儒家道統之所在。發展仁學、改造禮學，統合孟荀，才能構建儒家的新道統。”這是我的基本思路。我不認為孟子傳遞著道，如果我們就儒家完整的道統看，會認為孟子有所失，荀子有所偏；孟子發展了內在，但對外有所忽略；荀子對制度方面比較關注，而對心性、人的道德主體性方面關注不夠。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在孟子、荀子之間爭來爭去，而應該統合孟荀，把二者思想結合起來，在豐富的基礎性上重新做一個結合。我還研究了若干個方面，比如仁學問題、修養方法、孟子的內在方法和荀子的實踐方法怎麼統一等等，這裡就不展開了。 　　第三個問題，儒家哲學的探討。我認為早期儒學就是一種本體，而且是過程本體，不管是孔子這個人也好，朱子講的“理”也好，都是過程性的、活動性的。中國儒家講“修身養性”的概念，而西方人一般把“本性”翻譯成HumanNature，本質的東西不能改變，可中國人又為什麼要講“修身養性”？其實中國古代的“性”是一種活動，一個過程，恰恰是要在活動中實踐和展開的。這樣的講法對我們解釋儒家的很多東西具有啟發性，所以這是一個關乎儒家本體哲學重新確立的問題。 　　第四個問題，重新詮釋。對《四書》的解釋不是一個認識問題，不是文字簡單著述就可以了，而是也要一套哲學的思想，然後把這套哲學思想貫穿到闡述經典的寫作中去，形成“《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情況。當然這也有問題，即這種方法在今天是否還適用？香港中文大學一個教授就這個問題說過多次，他堅決反對這個方法，他說古人可以這樣做，今天不能這樣做。為什麼？因為古人這樣做夠客觀，而現代人講自己的東西為什麼要穿著古人的衣裳？這個沒有必要。而我不這樣看，我認為對於集注問題，我們要有一種自覺，即哪些是經典中已經蘊含有的，哪些是我們在它的基礎上進行發揮的。更重要的是經典中很多東西被遮蔽了，真正好的詮釋應該是把這些遮蔽的東西呈現出來，這是更高明的地方。“《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什麼是“《六經》注我”？即《六經》的價值和意義注入到了我的生命中，滋潤了我、養育了我，是謂“《六經》注我”。什麼是“我注《六經》”？我的問題意識、我的時代被我帶入到《六經》之中，是謂“我注《六經》”。只有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是很好地解釋了《六經》。《六經》見證了一個民族精神成長、發育壯大的歷史，是一種自由的歷史，這種生生不息的精神就是儒家道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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