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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話劇是遼闊的中國史詩

http://www.CRNTT.com   2010-09-29 13:36:48

“他去寫個抗洪或勞模的劇本，跟他寫《雷雨》或《北京人》，這中間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有難以跨越的鴻溝。他的創作不是這麼寫的，《雷雨》和《日出》是從他真心裡流露出的東西。他永遠無法從這種隔他很遠的生活裡，寫出讓他覺得站得住的東西。”萬方說。  　　“我認為我父親解放後的幾部作品跟他之前的作品，確實完全不在一個水準上。可能很多人都認同這個看法。”萬方說，寫王昭君的時候已經是粉碎“四人幫”之後，那時的曹禺仍然是一個完全被異化，被扭曲的人。“一直到死，他都沒有真正回複到他寫《雷雨》時候的那個自由自在的靈魂。”  　　萬方說，這不是她父親一個人的悲劇。例如晚年研究服飾史再也不寫小說的沈從文，轉向古文研究的曹禺大學同班同學錢鐘書，這是一代知識分子相似的際遇。  5 　　遲滯 “奇跡沒有來，不肯再來了”  　　1957年“反右”運動起來的時候，曹禺沒有受到波及。這一年他的好友吳祖光因為大鳴大放的言論遭受攻擊，剛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曹禺立即做出反應，一連推出《吳祖光向我們摸出刀來了》、《質問吳祖光》兩篇文章痛加批判。“批判胡風”運動中他也寫了批判胡風的文章。  　　多年後，曹禺對此事深感後悔：“我是對不起他的，還有其他一些朋友……那時，我對黨組織的話是沒有懷疑的。叫我寫，我就寫，還以為是不顧私情了。”  　　“他批判別人自己也是膽戰心驚的，我們也可以理解。不寫他也不能避免被批判”，田本相說，曹禺膽小怕事，而且一直在不斷否定和批判自己。  　　“文革”中，曹禺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一天半夜，他被中央戲劇學院的造反派抓走，蒙著眼睛拉到通縣那邊。後來周恩來知道了過問此事，才被放回來。  　　之後，曹禺被關在單位牛棚裡勞動改造，每天掃大街、清厠所、被批鬥。作為弟子的梁秉堃，當時被軍宣隊指派為曹禺的班長。軍宣隊要求曹禺寫認罪檢查書，如果寫好才能“解放”。曹禺的認罪書改了七八次，仍然不被通過。  　　梁秉堃記得，那時曹禺坐在房間裡通鋪前的小馬扎上，兩只眼睛直勾勾地望著白色的墻壁，手裡拿著紙和筆，唉聲嘆氣，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他突然喊：“我就是孫子！也不是孫子，就是一條蟲，隨他們怎麼碾！”  　　多年後，曹禺對采訪他的記者說：“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文革”中，曹禺還曾在首都劇場的傳達室裡幹過，結果被來訪問的日本人發現了，就把他調到北京人藝宿舍的傳達室，分發報紙、傳呼電話。萬方記得，父親被表揚過，因為他在食堂裡每頓都只吃四分錢的菜。 　　曹禺曾經很羨慕他常遇見的一個胡同裡掃地的老太太，可以渾渾噩噩地苟全性命。他說：“我羨慕那一字不識的人，沒有一點文化的人，他們真幸福，他們仍然能過著人的生活，沒有被辱罵，被抄家，被奪去一切做人應有的自由和權利。”  　　1978年粉碎“四人幫”時，曹禺已是66歲的老人。恢複職務和地位的他，晚年社會事務極為繁忙。萬方回憶，那時曹禺的頭銜越來越多，電話天天響，要他開會、題字、看戲、評獎之類。曹禺也什麼都應承，有時候一天安排四個活動，包括接機、追悼會、見外國代表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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