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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30年大逃港實錄

http://www.CRNTT.com   2010-12-08 12:15:25  


 
  村裡掀起了一場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後的墻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

  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每天來這裡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

  但沒多久,這個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

  一個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真正的香港奇跡,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淚創造出來的

  對待逃港者,港英當局的態度也經歷了幾個階段。

  一開始,香港政府雖然不承認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對這些偷渡者其實並不拒絕。逃港者們開始在街角、空地處用木板釘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樓天台上搭建,這也形成了一個後來香港報刊常用的名詞:“天台木屋”。

  逃港者們從事較多的工作,是最為初級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業——粘紙盒、縫襪子、勾紗等。因為他們工作賣力,要求又低,正好為經濟開始騰飛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於逃港者的數量越來越多,港英當局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開始實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於香港市民與逃港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親屬、朋友或者同鄉,這樣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對。

  在陳秉安搜集到的許多香港報紙裡,都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萬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區附近的一座名為華山的小山上。據香港媒體的統計,平均一個逃港者,能與10名香港的親人、同鄉、同學、朋友發生聯繫,這等於牽動著30萬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當時的300萬人口中,平均每10個人裡就有一個人要為華山山頭的情況擔心。

  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

  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

  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警察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內地。

  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台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

  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內地方向開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

  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人群裡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

  在陳秉安採訪的數十名後來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裡,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類似的艱難時刻。他們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且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

  曾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在這些人中,陳秉安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個叫葉小明的企業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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